一提到撒哈拉沙漠

很多人的直观印象是

一望无际、寸草不生的黄沙

博爱君今天给大家讲述的是

一位人道主义工作者

在这片荒芜上的故事

当干旱横扫撒哈拉，我最终有机会卷起衣袖，走入田野，不再是旁观者，生活变得有所不同。

无法战胜

作者：克里斯汀·德克斯

克里斯汀·德克斯患肝炎在喀麦隆北部休养结束后，穿过乍得边境拍摄此照。

这条恩贾梅纳的林荫大道从前应该很美。断壁残垣中仅有数座拱门遮映在树荫下。两侧粉柱，一如法国的街道。从人道主义援助者的口中得知，恩贾梅纳在利比亚内战爆发前曾美丽异常，如同贝鲁特一样宜人。一直以来，在这条林荫道上行车，心中并无恐惧，相反却很兴奋。我今年二十五六岁，在恩贾梅纳待了一年，受聘于美国国际开发署，撰写电报及报告。在此之前，即年，应招入食品换和平办公室工作，协助美国乍得救灾项目。我狠很想得到这份工作，因为在上大学的时候专修非洲研究和政治科学，所以我对救灾和后续发展问题很感兴趣。而且想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在科特迪瓦做过一个夏天的考古挖掘工作后，更加确定我心中的目标——我能一直生活并探索非洲大地。相信自己能够在发展及救灾工作方面略有所成。

当干旱横扫撒哈拉，我最终有机会卷起衣袖，走入田野，不再是旁观者，生活变得有所不同。车子在林荫道的坑洼中迂回而进，我却内心充满冒险般的喜悦，自己的目标变得更加不可动摇。我所在的小组中有三名成员，职责各不相同。主要是监督美国食品援助的使用情况，确保其按计划发放和使用。报告饥荒发展情况及国际救灾组织减灾工作，游说华盛顿拨发援助物资，如用以修补帐篷的塑料布及发放食品的工作者。我经常到处巡游，一般为定期两到三天。通常都安排司机随行。穆萨是总跟我出去巡游的司机，我们在沙漠里一开就是几个小时，只能沿着卡车的车辙驶向遥远的村庄。金色的沙漠，一望无垠，但我们从未走失，当然我也不希望迷路。

乍得旱季

我检查仓库，看看装粮食的麻袋上的象鼻虫和老鼠粪便的情况，还要到市场上查看有没有倒卖援助食品的现象，同时广开言路，听取意见，拜访救援中心登记需要紧急救助的身体虚弱儿童数据。很多孩子都是步行数里，穿越沙漠，经受炎热夏日的考验来救助中心领取配量食物。他们沿墙排队，手里拎个大塑料缸子耐心等待。身体虚弱的孩子，被安排在另外一处，有医生负责照顾他们。

有女人哭的声音远远地传了过来，开车过去，才知道是个刚刚失去孩子的母亲。这位母亲不停地哭泣，然而我们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安慰她。

一阵寒暄之后，我先拜访当地官员，然后像到村子里到处走走。喝完甜兮兮的薄荷茶，当地官员开始喋喋不休地抱怨起来。他们申请能否再拨些援助物资，跟我说的时候他们在讲法语，但是在一旁窃窃私语的时候却讲乍得阿拉伯语，我只能让穆萨为我翻译。一些人对我恭敬有加，另外一些人则语中暗藏机锋。有一位官员扬言要弄死几个人，拍着桌子，嚷嚷要更多食物。

美国国际开发署建议援助工作中，在南部地区运送食物时请军队保驾护航。因为当地有零星武力冲突及小规模争斗，时常发生屠村事件。至于请谁，要看你相信谁。然而，部分援助工作者拒绝军队护航，如果受到攻击，最佳保护方法就是证明自己是无辜的援助者。如果有军队介入，冲突难免。有人说有位基督会牧师在冲突中丧生，也许是个谣传。我经常随塞斯纳航空公司的两位法国飞行员出行南部，或者与其他援助组织成员同行，从未单独行动，虽然两者间并无区别。我喜欢飞行，看到大地在视野中消逝。虽然也经历过航行乱流，但无所谓，我还是喜欢飞行。有一天早上，我们在柔和的晨光中起飞，突然乌云密布，飞机开始上下颠簸，飞行员故作轻松，满面微笑，但是他们紧绷的双肩却出卖了他们的内心。雨水沿着挡风玻璃流下，结果发现挡风玻璃漏了水，我心里可真害怕，担心玻璃随时碎掉，飞机也分崩离析。

当飞机在萨尔降落时，我瘫倒在地。在乍得待了十八个月，我的腿第一次背叛了自己，寸步难行。后来一坐飞机，就头昏眼花，如坐针毡，感到机舱里闷热，好像空调开了最大的暖风，而其他人却毫不知情。

我居住在恩贾梅纳，这里还算是安全的地方，正好处于交火双方之间的安全地带。虽然南部地区偶有冲突，但是多数都远离北部十六线。北部十六线，其实是在撒哈拉沙漠和敌对势力之间的一条红线，敌对势力双方达成一致，不在十六线一侧交火。即使在恩贾梅纳，我的行动也不能随心所欲。我必须遵守下列规则：不能去当地电影院，因为手榴弹随时能丢进来，如果去当地所谓的‘西方人’酒吧——傻瓜酒吧，则必须在午夜离开，因为酒吧也是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之一。驻守酒吧的法国士兵午夜时分撤回驻地。

我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一辆“三手”助力车，同事们都不太同意我买助力车。传闻有个隶属于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女人，骑助力车的时候遇袭丧生。而运送她尸体的飞机几个月前在恩贾梅纳机场跑道上被炸。我无视那些良言建议，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也曾听说在酒吧里有枪击事件发生，酒吧里充斥着快乐、动感的音乐，我们一起在音乐声中起舞，释放心中的压力。有天傍晚在酒吧里，一个浑身酒气的武装分子朝我走来，让我跟他出去，手里拿着枪在我身边晃来晃去。弗朗哥斯·泽维尔赶快告诉我别看他的眼睛。泽维尔是国际反饥饿行动组织代表，与我开会的时候见过几面。他在一旁边喝啤酒边沉着地说：“别理他。”直到那个武装分子转身离开后，我对他说：“谢谢！”他却耸了耸肩，说：“小事一桩。”

我的朋友大都不住在城里。在恩贾梅纳，每次骑车回家我都能看到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孩子，经过当地“一室”的草房，这种房子的主要建筑材料是稻草和稀泥。也要经过布满弹痕的红绿灯。在街道上到处洋溢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然而，我的院子里却没有这样的笑声，死气沉沉，只有女人舂米和小鸡咯咯的声音。家里死气沉沉是我周六晚上会去傻瓜酒吧的原因之一，在酒吧里一直待到午夜。今天是个盛会，很多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都从驻地赶来，我们像孩子一样又喝又跳，突然一声枪响冷却了音乐的热闹，当时我们有点呆住了，压抑着内心的恐惧，一旦确定枪声的真实性，就随时准备好卧倒在地。法国士兵很快抓住了持枪歹徒，大家也能安全地回家了。

我出来的时候在大街上看到一群14岁左右的半大小子。肩上斜跨着AK47。他们倒没招惹我，我却远远地看着他们。脑海冒出一个念头，一个男孩扔掉了枪，想要打我。一天早上，我发现BBC报道美国空袭的利比亚两个主要城市的黎波里和班加西。这两个城市在乍得正北面。我坐在桌子边，盯着报道想，卡扎菲是否在爆炸中身亡？因为卡扎菲的几个家族成员在此次空袭中丧生。我缓过神来，才意识到在乍得的美国人，可能是潜在受攻击及复仇目标。直到此刻我才发现自己是如此孤立无援。想要抓到我们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相关部门建议我们平时要经常变换路线，随时保持警觉，山雨欲来风满楼呀！

年，乍得难民从干旱地区逃亡恩贾梅纳。

最近如果时间允许，我尽量和弗朗哥斯见面。他基本上每天都奋战在野外灌溉系统工地上，通常连续数个月。有一天一个乍得青年来到办公室，说弗朗哥斯感染疟疾了，开始我没怎么当回事，援助工作者感染疟疾是家常便饭，只要身体好就能挺过去。可一天过后，弗朗哥斯却音讯全无，只好用无线电联系他，他那边却无人响应，后来还是那个乍得年轻人接起的话筒，焦虑的说：“弗朗哥斯病得很重，已经不能说话了。”弗朗哥斯驻扎在多巴，如果驾车从恩贾梅纳出发到多巴也得几天时间。

我们准备出发去多巴的时候，那面传信过来说当地天主教组织已经派人照顾弗朗哥斯。几天后我们在恩贾梅纳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身上还带着股发烧后的酸臭味。一场大病让他瘦了四公斤。辛亏当地有医疗基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再一次故作轻松地耸了耸肩，说他才不信自己能轻而易举地死掉呢。

难得有几天安静清闲的日子，我趁雨季来临前，驱车到南部溜达了一圈，道路两旁是高高的红高粱。绿树成荫，和灌木截然不同，也有别于恩贾梅纳和北部沙漠地区的景致。我在洛贡河中畅游后，上岸坐在垫子上喝着啤酒，和当地人扯扯家常。也有小孩靠近我，摸了一下我的裙子，然后笑的咯咯地跑到一边。在恩贾梅纳我也这么消遣过。傍晚，日落时分，清真寺里传来号召大家祈祷的吟唱声。那一刻，我忘记了工作，忘记了贫穷，忘却了生病的孩子们，也忘掉了那些持枪的半大小子们，还有邪恶的内战。

农民在乍得种小米

我开始节食，前有饥荒后有破坏，恩贾梅纳食物品种和数量都极为有限。商业活动也已经退居到城里，城里面也就几家小饭店，小卖店里也只有罐装食品和肥皂出售，没有一家超市卖炸土豆条和巧克力。我倒不必费心准备吃喝。我也不怎么吃肉，吃了也消化不了。有些时候小肠会痉挛，我也不在意，想也没什么事。有一次周末的时候，我一直睡到下午1点才起床，把自己从床上拖下来，逼自己出去找点吃的，恢复体力好挨过这一整天。我有三个星期的探亲假，准备回国探亲。在恩贾梅纳机场，士兵仔细盘查所有乘客和随身行李。此班飞机起航于班吉，有人可能夹带炸弹。所以必须严加盘查，找出可能存在的炸弹。实际上已经有飞机因炸弹威胁迫降在阿尔及尔。我担心自己在飞往巴黎途中，会随飞机“灰飞烟灭”。

在回到乍得，不到两个星期，吃什么吐什么。我患上了肝炎，体重才98磅。休息了不到一个月，我不得不再次四处奔波。第一件任务是随同世界粮食计划署代表一同飞往马奥。在马奥没待多久，又一次感觉到自己虚弱务必。我说声抱歉，就倒在沙发上。躺在沙发上透过窗户看到外面连绵的黄沙，马奥好似漫天黄沙，窗户上、地板上、头发和衣服上都是沙子。那一刻只想躺在自己的床上，逃避这一切，在沉睡中求得片刻安宁。

北方硝烟又起，法军却撤回最东边。那时我和弗朗哥斯一起住在离机场一公里左右的地方。整夜都响起飞机往来的轰鸣声，早上一架飞机在其他飞机下方呼啸而过。爆炸让房屋左摇右摆。我浴室的排气孔里飞溅出些许尘土。我从床上下来就跑了出去，弗朗哥斯不知所踪，也不知道他离爆炸有多远。炸弹可能是屠城的开始，可能飞机坠毁。我站在院子里不知道该躲起来，还是去找他。过了一会儿，大使馆通过无线电宣布，利比亚飞机炸弹袭击机场，炸弹落在控制塔外缘，未炸中跑道。吓傻了的小鸡们一阵扑腾，弄得一墙尘土。炸弹离我家真不远。弗朗哥斯从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开车的时候看到人们向掩体逃去，但没听见爆炸声。

几个星期后，一天早晨，法国战机呼啸着飞抵机场。我洗澡的时候，飞机引擎声震得浴室瓷砖嗡嗡作响，关掉水阀，幻想飞机引擎的声音变成轰炸机的尖啸。几个月后，合同快要到期了，老板问我愿意继续在乍得工作吗，我没同意。不管什么动机，不管什么承诺，我不再想有这两年的感觉。我也想唤回曾经的梦想，但现在，我只想离开，只想回家，在家一切皆有预料，也没有生死攸关的威胁。弗朗哥斯却打算留下来，虽然乍得让我觉得生命无常，但他却毫不动摇。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弗朗哥斯觉得他能坚持下来，我却不能。后来，弗朗哥斯做出让步，同意跟我一起回美国，搬到了费城，租了一间小公寓，我们结了婚。他想继续深造工商管理硕士，递申请的时候，我睡觉，看书，上点商科课程，总的来时候我对未来职业规划消极怠工。我迷失了，不知何去何从，放弃了一条路，很难再找另一条。后来，我开始找工作，这个时候就要仰仗分析和组织技巧了，我确定日后还会用到。

面试了几份工作后，我觉得有必要读工商管理硕士。我需要转型，因为一旦简历递出，说出工作背景，就要惹来不少好奇的目光。一方面这些经历引人入胜，让人感到勇气可嘉；另一方面却让人感到不走寻常路。面试者会问我能否适应公司生活，我去乍得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我会去乍得。他们喋喋不休的好奇让我恼火。为什么我不呢？为什么他们要探求超越自己背景的那些人、文化和问题呢？我所遇到的人，我会以全神贯注对待冷漠，以肤浅推论对付消费主义，后来意识到这不怎么公平。

几年后，在纽约舒适的书桌前，我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一架从恩贾梅纳飞往巴黎的航班，遇炸弹袭击，机上乘坐的国际志愿者遇难。坐在书桌前，盯着报纸，我想他们签订合同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自己会有这么一天吧。可能有人跟我当时一样，有人告知他们在乍得工作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开始的时候我却没把这当回事。想起他们，一切恍然如梦。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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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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