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研究报告》

第13期（总第期）-04-09

编者按：年10月17日，世界经济论坛（WorldEconomicForum，WEF）发布了《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本次年度报告对全球竞争力评价标准进行了较大调整，推出了全新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CompetitivenessIndex，简称GCI）4.0。该指数阐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对生产力至关重要的新因素，并提供了评估这些因素的新工具，被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经济指南。作为系列研究报告，本文主要对其第一章《全球发现》的主要内容进行摘编，对创新、制度、经济进步和国家开放性四个关键问题进行深度解读。

通过绘制个经济体竞争格局的详细地图，GCI4.0旨在帮助我们从全球经济发展中汲取经验教训，同时还有助于应对当今经济、政治、技术和社会背景下关于竞争力的关键新问题。GCI4.0依据基础设施设置、政策及生产力水平决定因素等评估各国竞争力。

图1《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

一、创新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大部分经济体的创新能力有待加强

第四代工业革命正在重塑经济格局，经济上的发展将不再仅仅依靠提高效率和削减成本，创新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将演化成关键因素，能够更快地采用新思想、新方法或新产品的经济体将更具有优势。因此，拥抱机会和利用创新可以有效促进每个经济体的增长和发展。然而，经济体的创新能力指标在GCI4.0的12个一级指标中平均表现最差，3/4的经济体得分为50分或更低。各经济体创新能力得分的分布偏离较大，以至于三个表现最佳的经济体：德国（87.5分）、美国（86.5分）和瑞士（82.1分）被认为是统计异常值（图2）。之所以各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指标普遍偏低，主要是创新的特质决定的。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始于新想法的产生，但是只有新想法付诸实践创造出新的发明并进而被商业化取得成功之后，创新才能提高经济生产力。创新生态系统中缺少的任何因素都可能阻止新思想的产生或发展成可行的商业产品。

图2创新系统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注：Pctl=百分比

数据来源：世界经济论坛分析（WorldEconomicForumAnalysis）。

GCI4.0旨在捕捉这种复杂性并评估各国的反应。创新能力指标和商业活力指标都能够评估每个经济体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能力包括关于创意产生的“软实力”和隐性的指标，以及研究与开发能力和商业化能力。商业活力主要包括管理制度（监管制度、制度框架对创新的支撑程度）和企业文化（一个国家愿意承担风险和接受变化的意愿）。GCI4.0的其他指标在确定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包括通信技术采用指标、教育质量、竞争强度和融资可用性。结果表明，拥有成功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国家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

在构成商业活力和创新能力的5个子指标中，高收入经济体每个指标的得分都显著高于低收入经济体，表明其创新生态系统更加发达（图3）。尽管如此，所有经济体都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各经济体差异最显著的方面是研究和开发维度，该维度包括研发支出、专利、出版物和研究机构等指标。在本研究调查分析的个经济体中，有94个经济体在该维度中的得分最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管理制度方面差距不大，但仍有提升的空间。在政策干预方面，进一步减轻开创和停办企业的行政负担是一个相对可实现的目标。

图3创新生态系统体系整体绩效

中高收入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是中国和印度，正在赶上甚至超过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例如，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超过普通高收入经济体；印度也不甘落后（图4），这反映在中国和印度的公司在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崛起。年，中国拥有全球33％的“独角兽”（私人公司价值超过10亿美元）企业，高于年的12％。

图4创新生态系统各层级收入组绩效最佳者比较

在表现最好的经济体中，创新驱动软实力（创业文化、交互和多样性）将“超级创新者”德国和美国与其他创新中心如日本和韩国区分开（图5）。韩国和日本在这些方面表现略逊一筹的原因可能是其避免不确定性的民族性。如图6所示，日本和韩国的创业风险偏好明显低于美国。这可能是因为创业风险的机会成本较高以及其他文化因素使得日韩更难以接受破坏性创意。事实上，许多专家将日本“失去的十年”归因于公司不愿冒险、安于现状。更具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将使这些经济体能够更充分地将其研究工作转化为经济增长，并提高对技术冲击的长期抵御能力。

图5创新生态系统绩效

图6对企业家失败态度的演变

注：问卷调查反馈“在你的国家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承受创业风险？”（1=不能承受；7=无论风险多大都能承受）

二、制度是经济活动和社会稳定的基础，进一步加强制度规范才能提高竞争力

制度既包括机构正式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约束规则、法律、宪法和相关的执法机制，又可以是非正式约束，如行为规范、惯例和自我强加的行为准则。强大的制度是生产力和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制度质量的差异是导致经济体差异的众多因素中的基础因素，很大一部分跨国收入差异由此产生（图7）。此外，充足的证据表明，稳定、有效的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提高至关重要。

制度塑造了个人活动和经济交易的方式，是经济活动和社会稳定的支柱。基于此，GCI4.0的12个一级指标首先评估了经济体制的优势和质量。结果表明，制度指标平均得分在GCI4.0的12个一级指标中得分第二低，仅次于创新能力指标。在所研究的个经济体中，个经济体的制度指标得分拉低了其整体竞争力（图8）。

图7制度力度与收入的关系

注：N=R2=0.63

图8制度与其他驱动力的竞争力对比（按地区）

注：N=

在制度评价的6个二级指标中（表1），表现最好的是安全方面。其中位数得分为72，所有调查的个经济体中有一半得分为75分或以上，芬兰（97.5分）最接近于无恐怖主义和犯罪；萨尔瓦多和委内瑞拉的表现最差（得分均为33.8分），犯罪和暴力行为在拉丁美洲造成经济和人员的伤亡也最大；其他国家如尼日利亚、也门、南非、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也存在着暴力、犯罪或恐怖主义等显著问题，警察被认为不可靠。对所有国家而言，有组织犯罪的普遍程度与警察的可靠性关系密切。

透明度是制度评价中最薄弱的方面。透明度使用国际通用的腐败感知指数（CPI）进行评估，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论坛的执行意见调查。在CPI的范围内，从0分（“高度腐败”）到分（“非常干净”），个全球竞争力指数经济体中有2/3的得分低于50分，中位数只有43分。当排除经济发达地区时，中位数下降到36分。公共部门绩效表现的薄弱程度仅次于透明度。烦琐的流程增加了延时和交易成本，降低了社会效率并为腐败和独断创造了空间，这反映在公共部门表现得分与透明度得分的密切关联。公共部门表现的中位数得分仅为45分，但得分最高的政府不一定是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只有3个国家在两个名单中排名前十——瑞士、美国和新加坡。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表现优于欧洲和北美，新加坡（85.6分）的得分最高，其次是卢森堡（79.0分）、美国（78.3分）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76.7分）。

表1制度评价中的六个二级指标及20个三级指标

三、在充分考虑贫困、不平等和社会福利等经济进步指标的前提下，建立经济发展新模式

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使得生活水平的提升缓慢且不平等扩大，导致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政治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凝聚力下降。建立更全面的经济进步模式已达成全球共识。新模式承认必要的经济增长，但需要采取额外措施来提高生活水平，同时确保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并维护后代的利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一些不利的冲突，但也存在良性循环的潜力。GCI4.0评价结果充分证明，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确实在各种经济进步指标（包括贫困、不平等和社会福利）上表现更好，但考虑到环境可持续性评价结果则会更为复杂。

1.竞争力和贫困

极端贫困率是衡量经济进步的重要指标，低生产率是造成极端贫困的直接原因。因此，较高的竞争力得分通常与较低的贫困率正相关（图9）。事实上，只有南非和印度两个国家在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的上半部分而其贫困率超过总人口的10％。

图9极端贫困与国家竞争力的关系

注：N=。贫困人口率为低于每日生活费1.9美元标准（国际贫困线标准）的人口百分比。

家庭收入中位数是生活水平进步的最明显标志,这也与竞争力密切相关。图10表明家庭收入中位数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GCI4.0得分的单位增长与收入中位数的指数增长有关，有82%的经济体可以用GCI4.0的得分解释收入水平。然而，也有一些例外。如马来西亚和比利时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得分相似，但比利时的收入中位数是马来西亚的3倍。收入基尼系数与竞争力之间似乎存在关联。然而研究表明，这种关联非常弱。事实上，最平等和最不平等的国家阿塞拜疆和南非分别获得了类似的总全球竞争力指数分数（60.0分和60.8分），而竞争最激烈的国家，美国和乍得，具有相似的基尼系数（42分和43分）。因此，认为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更可靠、更具包容性的结论是不准确的（图11）。

GCI4.0的结果与实证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一致，即社会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必然关系。这也意味着不平等不是由经济增长引起的。荷兰、瑞典和丹麦位于全球竞争力指数前十名，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经济体之一。政府需要调整政策来应对停滞不前的增长和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这些因素削弱了对制度、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信任。

图10中等收入与国家竞争力的关系

注：R2=0.82

图11不公平与国家竞争力

注：N=

2.竞争力和社会福利

个人福利被认为是社会福利的最终衡量标准。GCI4.0评估了生活满意度和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图12）。结果显示，在调查的个经济体中，约有2/3的经济体符合“全球竞争力指标得分越高，民众生活满意度越高”的规律。其中，芬兰、丹麦、挪威等全球竞争力排名靠前的经济体民众的生活满意度也位于世界前列。休闲时间是社会福利的另一个决定因素。GCI4.0中最具竞争力的前10个经济体的劳动者平均每年工作时间比排名最低的后10个经济体的工作时间少个小时，或者每周少8个小时。由此可见，更高的竞争力通常伴随着更少的工作时间和更多的休闲时间，这表明生产率不是通过更长的工作时间而是通过更有效地利用工作时间来提高的。

图12生活满意度与国家竞争力

注：N=，R2=0.68

3.竞争力和环境可持续性

竞争力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从长远来看，经济活动必须考虑地球承载力。图13显示，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拥有更多、更大的生态足迹，表明经济进步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如果每个人都像美国的普通居民一样生活，那么需要4.9个行星来承载人类的足迹。然而，这种紧张局势可以通过“绿色增长”得到缓解。政策可以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浪费和能源消耗，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提高生产力。随着财富的增加，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往往拥有更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的举措。因此，尽管人均生态足迹最大，但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的每单位输出所占据的生态足迹最小（图14）。数据显示，—年，这一比例实际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下降。此外，其他研究表明，大多数经济体已达到碳排量最高强度，预计碳使用量将呈下降趋势。这些都是积极的发展，但总体而言保持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的努力仍然不足。

图13生态足迹与国家竞争力

注：N=；gha=全球公顷。消费足迹包括生产消耗材料所需面积和吸收二氧化碳排放所需的面积

图14生态足迹单位产出与国家竞争力的关系

注：N=，R2=0.63

四、贸易自由化有助于提高经济体竞争力，但应辅以政策修正经济收益的再分配

贸易自由化、全球开放和一体化的加快促进了经济体之间的互利“双赢”，但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经济整体繁荣发展的同时，自由贸易可能会加剧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聚集。然而，试图通过扭转全球化来解决不平等问题，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来说无疑是适得其反。GCI4.0的结果表明，更开放的经济体更具创新性，并且往往以拥有更具竞争力的市场为特征。因此，政策应侧重于改善受全球化影响的不利因素，而不是偏向于保护主义。结合全球竞争力指数与其他数据综合分析表明，再分配政策、安全、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累进税收制可以帮助减少社会不平等，且不会影响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水平。

全球化有助于减少全球贫困和经济体间不平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贸易促进了所有经济体的繁荣。开放贸易的好处在东南亚和中国表现显著，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迅速，大幅度提高了居民生活水平。参与全球经济最多的经济体也是最具竞争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强调了国际开放对生产力的重要性。开放贸易可以更好、更快地传播思想和技术，进而促进创新（图15）。开放经济体也倾向于拥有更具竞争力的市场，这迫使国内公司进行创新并采购最新技术以与最好的国际公司竞争（图16）。

图15创新绩效（开放水平维度）

图16国内竞争力表现（开放水平维度）

注：国家分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为基础。开放性由六个指标的平均值定义：非关税措施;关税;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易于雇用外国劳工;国际创造和清关（所有数值以分数表示）。

自年以来，大多数经济体的国内收入不平等现象有所增加。在过去的30年中，在可获得长期数据的22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有17个基尼系数增加。在增幅最高的美国，过去30年来最富裕1％人口的收入份额增加了1倍以上，达到20％左右，而中产阶级的份额却下降了。许多新兴经济体的不平等现象也在增加。虽然分配效应通常归因于制造业劳动力的下降，但在经历经济持续增长和贫困减少的许多经济体，这种影响也很明显。有证据表明，国际贸易可以降低最容易受到外国竞争影响的制造业的工资和就业。然而，自动化的扩张、数字经济的崛起以及税收累进制的普遍减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了遏制收入不平等而扭转经济一体化将是无效且适得其反的。保护主义政策不会解决自动化和数字化等因素对经济结构和分配结果的持续影响。并且，保护主义政策还将损害技术转让、创新过程和经济增长。从短期来看，保护主义也可能对从事全球价值链的工人产生负面影响。通过精心设计的国际协定和国家政策，可以更好地实现经济收益的再分配。各国通过更加努力地重新分配收入，成功地减少了不平等。有证据表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税收优惠制度有助于减少不平等并保护弱势家庭免受不利的经济冲击。图17显示，重新分配最多的经济体其基尼系数相对更低，同时继续维持开放政策。虽然安全网在发达经济体中更为常见，但一些新兴经济体最近也开始通过公共政策和计划成功地减少不平等。

图17开放、不平等与再分配关系

注：N=45。不同颜色的节点反映了再分配的程度。

促进更加平等地获得人力和金融资本的政策对于减少不平等至关重要。收入转移等措施可以缓解一些不平等的周期性原因，但要解决结构性不平等问题，需要采取补充措施，以便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些措施包括扩大获得优质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机会，更多的金融包容性，累计税收制以及遏制逃税。

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也发挥着核心作用。虽然最低保障对于平稳过渡工作有用，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可能使失去工作的工人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工资水平相当的工作。在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下，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工人可能会看到对他们现有技能的需求显著缩减。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未来10年，一组代表当下总计万工人的公司中，万个工作岗位将消失，但将创造万个需要新技能的新工作岗位。此外，到年，至少有一半的现有员工需要大量重新培训和提高技能。政府显然需要制定政策来应对这一巨大挑战。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去工业化地区的再培训，已被证明可以维持低技术就业的实际收入增长。

政府也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制定重新分配收益和机会的政策，以确保贸易具有包容性。虽然经济增长对实现国家繁荣至关重要，但仍需要补充政策。易受国际贸易影响的工人需要适应收入冲击，但也应鼓励他们学习从不断变化的经济格局中获益所需的技能。

编译：巩玥罗彧曹学伟

编辑部成员：张丽琴王国强刘薇王达曹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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