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乍得 >> 乍得交通 >> 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以唯一的合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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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左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右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
这个提案被简称为“两阿提案”,76张赞成票的票型是这样的。
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赞成票:亚洲19票:阿富汗、不丹、缅甸、斯里兰卡,印度、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科威特、老挝、马来西亚、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新加坡、叙利亚、土耳其、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欧洲23票: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丹麦、芬兰、法国、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瑞典、南斯拉夫、乌克兰、苏联、英国非洲26票: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埃及、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肯尼亚、利比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刚果、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多哥、突尼斯、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26美洲8票:加拿大、智利、古巴、厄瓜多尔、圭亚那、墨西哥、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反对票:亚洲4票:日本、柬埔寨、菲律宾、沙特欧洲1票:马耳他非洲15票:中非、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贝宁、加蓬、冈比亚、科特迪瓦、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尼日尔、南非、斯威士兰、布基纳法索美洲13票:玻利维亚、巴西、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拉圭、美国、乌拉圭、委内瑞拉大洋洲2票:澳大利亚、新西兰
做一个简单的算术,得到了以下结果:
亚洲:赞成是19,反对是4,赞成率82.6%欧洲:赞成是23,反对是1,赞成率95.8%非洲:赞成是26,反对是15,赞成率63.4%美洲:赞成是8,反对是13,赞成率38.1%这个提案的通过需要三分之二多数,也就是66.6%的国家点头同意。非洲的赞成率不仅低于亚洲和欧洲,如果去掉非洲的投票,中国得到的赞成票数将仍然大于三分之二。所以,很多网友得出结论,并不是非洲国家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而事实上是欧洲和亚洲国家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非洲人民只是没有怎么捣乱而已。
用图片表示可能更加直观一些。这是非洲当时的投票情况,红的是赞成,黄的是反对。这是欧洲的情况。这么看,非洲是西红柿炒蛋,而欧洲是红旗飘飘。
还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本来就是联合国五常之一,恢复席位那是自然而然的,只是之前一直受到西方压迫。另外,中国是靠自身实力上位,跟非洲国家没有半毛钱关系。爆了原子弹的中国,是核大国,实力早已不容小觑了。
这些说法的确有一定道理。贰
不过,我们结合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
这不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第一次投票表决。中国为此付出了长期的、巨大的努力。
年9月,在美国操纵下,第五届联大否决了苏联和印度分别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
年,美国操纵第六届联大否决了苏联等国代表提出的将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列入联大议程的提案,并通过了一个“延期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议。从此至年,美国采用“延期审议”的手段阻挠相关提案的提案。整个六十年代,投票支持恢复中国代表权的国家不断增多。年,赞成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票数首次超过了反对票。年7月,美国同日本炮制“双重代表权”,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入联合国,但保留“中华民国”的代表权。这个提案最终以59票反对(欧18亚16非19北美2南美5)、55票赞成、15票弃权被流产。
这个投票非常重要,如果不是该提案被否决,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两阿提案”。该投票中,非洲国家反对票的数量也是最多的。
中国的国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升起
随后,让中国重获席位的“两阿提案”获得通过。它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联合23个国家共同提出的,这些国家分别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缅甸、锡兰(现斯里兰卡)、古巴、赤道几内亚、几内亚、伊拉克、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泊尔、巴基斯坦、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刚果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
红色的国家来自非洲,也就是说,“两阿提案”提案国其中11个是非洲国家,占了几乎半数。
没有提案何谈表决。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益,的确有这些非洲国家的功劳。
这段历程中,亚非拉地区的人民对新中国的支持其实也是一个动态增长的过程,60年代非洲国家的独立潮开始后,越来越多的新生非洲国家成为中国的坚定支持者,不断在联合国提出议案。他们虽然“比例”不是最高,但的确是政治相对独立的、不受干扰的、坚定支持中国的“铁票”。如果上文的一些计算看重“数量”,这些非洲国家对我们的意义更大的或许是“质量”。据说,当时“两阿提案”的现场,每当一个亲美国家反水投赞成票后,底下的非洲代表都会鼓掌起哄,提案通过以后坦桑尼亚代表更是跳起舞来。叁
结论是,“中国是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这个说法,不能说全对,也不能说全错。
这事儿上咱没必要当杠精,非要掰扯个清清楚楚。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其实就是不少非洲国家在当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益时给了我们很多帮助,跟中国在国际上是友好的。
国家之间,或许不能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咱们中非友好,的确应该互相感恩。
非洲支持新中国,并不是上嘴皮碰下嘴皮说说的事情。历史上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非洲国家埃及,惹得美国大怒,随后撤走了对其所有经济援助。
当时的埃及正在修阿斯旺大坝,中国的国力根本不足以弥补这个窟窿,埃及由此将目光投向了国内的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的经营权当时还握在此前的殖民者英国人手里,法国人也有点股份,埃及试图将其收回国有的举动,也成为了后来英法入侵埃及的导火索。
当然,不是说我们要背中东战争的锅,毕竟埃及早晚是要收回运河的。但是埃及等一批反帝反殖民非洲国家率先同中国建交,给予我们的外交支持、带给我们的国际空间和信心,也是需要被记住的。
当年国际形势的确有复杂性,许多非洲国家除了处在自身的反帝反殖民斗争之中,也处在大国的战略竞争当中。坚定支持新中国,对于非洲国家来说,不仅因为利益,还因为信念。
常任理事国中少了一个美国的小伙伴,多了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成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达到高潮的标志性事件。而在民族解放运动之中,最典型的就是非洲国家。这个说法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忽略”了华约国家等的努力,应该也有对此纪念的因素在吧。
当然,除了非洲国家,我们也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一样心存感激。或许抬我们进联合国的,是新中国自己的坚定信念、心胸开阔、广交朋友,这些可能跟大国间的实力角逐同样重要。
只不过所要说的是,新中国的成立必然代表着一个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界面前。这也是顺应历史,顺因民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之无愧的成为唯一的合法人民政府站在世界面前。
延伸阅读——
历史上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年10月,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会上通过了由美国政府起草,经美、苏、英、中四国签字的《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言明确宣布,四国政府“承认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二战期间,四国政府第一次共同宣布,一致赞同要在战后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在倡导建立“国际联盟”问题上的教训,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经过长时间的谋划,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设想。
在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苏美英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提出了关于建立国际组织的较为具体的计划。罗斯福强调,新的国际组织应该是世界性的,而非地区性的。罗斯福的建议得到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同意。12月24日,罗斯福再次郑重强调:“英国、苏联、中国、合众国及其盟国代表了全世界3/4以上的人口,只要这四个军事大国团结一致,决心维护和平,就不会出现一个侵略国再次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四警察”思想,这一思想成为后来确定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基础。
中国成为常任理事国
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曾于年11月29日下午,同斯大林举行了45分钟的私人会谈。会谈中,罗斯福详细叙述了对联合国组织机构的设想,其中也包括“世界警察”问题。
罗斯福认为,未来的联合国组织应由三个层次的机构组成:最低一级为全体大会,由当时大约35个反法西斯国家成员国组成。这个机构定期在不同的地方开会,每个国家都有权平等地发表意见,并向一个较小的机构提出建议。中间一个层次是执行委员会,参加者为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再加上两个欧洲国家、一个南美洲国家、一个近东国家、一个远东国家和一个英帝国(后改为英联邦)自治领,总共10到11个国家。这个机构有权处理一切军事以外的问题,它所作出的决议对各有关国家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最高一级为“四警察”机构,由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组成,这个机构将有权快速处理任何对和平构成威胁的事件和突发事变。
在回答斯大林提问的过程中,罗斯福进一步补充说,在和平可能受到威胁时,“四警察”有两种对付方法:一种情况是,如果威胁起因于一个小国的革命或扩张,“四警察”可以采取隔离的方法,封锁有关国家的边界并实行禁运。第二种情况是,如果威胁更严重,四大国即以“警察”身份行事,向有问题的国家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这一通牒被拒绝,就将立即对该国实施轰炸和可能的军事进攻。
斯大林赞同罗斯福关于加强制裁权的主张,他认为,联合国的最高一级机构不仅应当有权作出决定,还应该有权控制德国和日本周围的重要军事据点,以防止这两个国家再次走上侵略的道路。
斯大林强调说,为了防止侵略,只靠建立几个拟议中的机构是不够的,必须有权在欧洲和远东占领重要的战略据点,包围德国和日本,在它们出现发动侵略的危险时,就把它们打下去。
苏联方面主张,“世界警察”应该由美国、苏联、英国三国组成,中国无权列入。早在年10月,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时,当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把审议《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列入会议议程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就提出过异议。苏方的真实意图是要排斥中国,但它提出的理由是中国没有参加会议,由三国会议来讨论四大国的声明文件是不合适的。赫尔坚持要把中国列为宣言的共同发起国,甚至表示将不惜以会议达不成协议为代价。最后莫洛托夫作了妥协,答应把中国的地位问题留待以后讨论。
考虑到美国可能会坚持拉拢蒋介石执政的中国,斯大林提出了替代方案。他建议组建两个组织:一个是欧洲组织,由美国、英国、苏联,可能再有另一个欧洲国家参加;另一个是远东组织或者世界组织,或者是一个欧洲组织加一个远东组织,或者是一个欧洲组织加一个世界组织。方案很周密,言词很委婉,最终目的是不让中国进入“世界警察”的行列。英国也主张由“三警察”而不是“四警察”统治世界。
罗斯福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在多种场合表示:“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他表示,他不是没有认识到中国目前还很弱,但他想到更远的将来,中国毕竟是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国家,把它当作朋友,总比当作一个潜在的麻烦来源要好一些。他说:“中国作为世界组织的最高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就会使这个组织具有世界性,这就有利于把亚洲号召起来,使其效忠于这个组织。”
由于美国政府的一再坚持,中国进入了“世界警察”集团。
五大常任理事国正式确立
年8月21日至10月7日,美、英、苏、中各国的代表在华盛顿附近的一座古老庄园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会议规划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轮廓,解决了联合国建立的主要问题。
会议在讨论安理会的组成时,美国最初的方案是由4个常任理事国和7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后来又提出吸收法国作第五个常任理事国,接着又补充说,晚些时候还可能建议增加一个拉美国家为第六个常任理事国。经苏联代表询问,美国代表说,拉美代表是巴西。美国坚持认为,巴西的人口、面积和资源使它有充分的理由加入常任理事国。此外,巴西在二战中为反法西斯盟国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苏联代表葛罗米柯说,苏方认为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暂时限定为四大国,以后法国加入后限定为五大国。英国代表也表示,希望理事会还是不要有第六个常任席位,并补充说,只要一突破增加法国作为第五个常任理事国这个框框,理事会就会受到强大压力,就会有提出进一步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要求。后来,美国代表又提出,应该将以后如何增加常任理事国的条款列入基本文件,但英国和苏联代表对此均持否定态度。最后三方一致同意,除法国之外不再增加常任理事国。
在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与会各国作出在旧金山召开制宪会议的决定时,建议中国和法国同苏美英一起,共同作为旧金山会议的发起国(当时法国已成立临时政府)。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法国同意参加会议,但决定不担任发起国,因为法国认为它没有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雅尔塔会议的协商,不能要求其他国家在没有自己参与制定的宪章上签字。
年6月26日,旧金山制宪会议圆满结束,《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宪章第23条明确规定: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为:美、苏、中、英、法。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从此被正式确立。
宪章同时也规定了“大国一致”原则:即安理会就非程序问题投票表决时,只要一个大国不同意,决议就不能通过。这被称为“否决权”,对于保持大国一致行动,集中力量反对地区危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体现了人类千百年来希望建立一种国际安全机制,以消除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维护世界和平的意愿。冷战开始后,美苏在全球各地角逐,为了破坏对方的行动计划,两国频繁动用否决权而使“大国一致”原则失去了本来的意义。随着冷战的结束,“大国一致”原则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越来越显示出其有效性。它对于防范地区冲突,遏制某些大国谋求地区霸权发挥了积极作用。直到今天,它仍是《联合国宪章》中稳定和行之有效的原则。
常任理事国机制发挥巨大作用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种机制在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地区冲突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截止到年,安理会总共批准执行了约55项维持和平行动,有力阻止和减缓了地区冲突的发展和扩大。这一机制在经历了冷战后愈发显示出其生命力。
随着联合国会员国的增加和世界各地区安全形势的日益复杂,联合国也面临着新的改革。但联合国的改革,尤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年11月7日,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演说中说,改革不是为了剥夺目前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权力,而是为了使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更具广泛的代表性和合法性,更容易为全世界所接受。言外之意是,维护目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机制的稳定性应是首先要考虑的。舆论也普遍认为,对于常任理事国的改革应当慎重,充分发挥现在常任理事国机制才是联合国改革的正确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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