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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研究》年第6期

内容提要

埃及境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90年代和年“一·二五革命”后，埃及还经历了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大规模叛乱。埃及国内的社会经济困境和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动荡构成了极端主义抬头的“推动”和“拉动”因素。在穆巴拉克和塞西总统执政时期，埃及政府先后推出过打击和预防极端主义的政策，并且从通过社会力量规劝极端组织放弃暴力行为和意识形态，转向由国家机构主导对宗教意识形态进行修正。从政策效果来看，埃及政府去极端化政策的实践产生了积极效果，但去极端化政策的效果也取决于政府能否有效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

关键词

伊斯兰极端主义；去极端化政策；埃及；武装组织

作者简介

段九州，博士，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正文

图片来源：BRENDANSMIALOWSKI/AFP/GettyImages

一、埃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及其成因

自年法鲁克王朝被推翻以来，埃及的共和国时代历经多次政治剧变。从纳赛尔领导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时期、萨达特领导的“经济开放”和解除党禁时期，到穆巴拉克领导的有限多党体制时期，再到“阿拉伯之春”后短暂的多党民主竞争时期，不同时期埃及的政治格局和政府形态结构各异，国内的极端主义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作为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社会运动，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长期以来一直是埃及政府最主要的国内安全威胁。

（一）埃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

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是埃及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尽管该组织在官方声明中一直强调使用和平手段，但其长期与政治暴力甚至暴力“圣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臭名昭著的极端分子也曾声称受到过穆兄会思想的启发和影响。穆兄会的内部分歧往往导致该组织分裂出持不同话语和策略的暴力分支。从理论渊源来看，20世纪后期以来，穆兄会极端主义和暴力行动的理论来自于赛义德·库特布（SayyidQutb）。库特布在其代表作《路标》中指出，西方的影响和“蒙昧主义”是制约伊斯兰社会实现进步的主要障碍，这些障碍必须通过“圣战”手段加以清除，“圣战”分为广义的个人奋斗和狭义的“武装斗争”。穆兄会在不同历史时期采用过武装“圣战”和政治暴力的策略，在年萨达特遇刺后，穆兄会的暴力活动曾达到顶峰。在库特布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穆兄会年轻成员对埃及政府的打压持不满态度，这直接导致他们与该组织的其他成员产生矛盾，甚至转而出走穆兄会，加入更加激进的武装组织。

伊斯兰极端组织是指在意识形态上反对现行国家体制，试图以暴力手段实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伊斯兰主义组织。穆兄会在纳赛尔时期长期受到打压，主要成员在被释放后转变了武装斗争的激进策略，而是以和平手段开展政治活动。20世纪70年代，一批伊斯兰主义者发起成立了数个极端化的武装组织，其中以“伊斯兰团”（IslamicGroup）和“伊斯兰圣战”（IslamicJihad）最具代表性。在90年代埃及的官方语境中，伊斯兰极端组织被定义为从事武装叛乱和暗杀行动的暴力极端组织，但其分支组织也可能从事社会服务和宣教活动等非暴力行为。年，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在纪念十月战争的阅兵式上被“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伊斯坦布利刺杀，埃及各地随后爆发了不同规模的极端组织武装叛乱。穆巴拉克上台后通过各种手段暂时平息了地方叛乱，但未遏制住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蔓延势头。20世纪90年代，极端主义在埃及出现激化态势。年至年间，大量政府官员、游客、学者和基督徒受到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袭击，约1,人因此而丧生。

自年7月埃及穆尔西政权被推翻以来，埃及经历了自年独立以来最严重的极端主义浪潮。年7月3日至年1月31日间，埃及国内有人因极端组织的暴恐袭击而身亡，其中包括名官兵和57名平民。至年2月28日，埃及境内共发生了起极端主义事件，极端分子的死亡人数也因埃及军方的反恐行动而上升，仅年2月西奈半岛就有56名极端主义分子被军方击毙。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和年“一·二五革命”后，埃及国内经历了两波极端主义高潮，埃及政府在这两个时期的去极端化政策颇具代表性。

（二）埃及极端主义兴起的因素

理解极端化的成因，是打击和预防极端主义的关键。美国国际援助署将极端主义兴起的成因分为“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其中，“推动”因素是指使整个环境有利于极端主义滋生，包括教育缺失、低就业率、贫困、边缘化人群的存在和低效治理等结构性因素；“拉动”因素主要指促使个人倾向于暴力极端主义的外部诱因。在埃及的语境中，“推动”因素主要表现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拉动”因素则表现为跨国极端主义思想和组织的宣传与引导。

1.埃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推动”因素——社会经济困境

社会经济论的解释普遍认为，极端主义的兴起与物质贫困和缺乏社会正义有关。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埃及各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很多地区缺乏清洁水源、教育和健康保障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发展失衡导致不满社会贫富分化的民众数量增加，而居住在城市的社会边缘群体最容易被动员起来。英国学者多曼（W.J.Dorman）认为，埃及政府长期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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