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合作源远流长，早在汉武帝时期，中国使臣就曾沿着古丝绸之路，从中西亚带回葡萄和苜蓿等作物，并将冶铁和掘井等生产技术带到中亚。农作物品种和相关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交流，有力地推动了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农业发展和经济繁荣。大部分“一带一路”的国家仍未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面临的全球性不稳定因素逐年增加，具有开展农业科技合作、提升农业生产能力、消除饥饿和贫困的强烈意愿。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合作，符合“一带一路”国家的利益诉求。

一、推进“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合作的必要性

(一)农业科技合作是建设创新之路的重要内容

年5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提出将“一带一路”打造成创新之路的发展目标。这为明确“一带一路”合作方向，提升各国综合竞争力，实现古丝绸之路的现代化发展，提供重要思路。从世界创新版图来看，“一带一路”国家创新能力普遍偏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年全球创新能力水平前20名经济体中，只有中国来自中等收入经济体，其余19名均为高收入经济体。前20名中只有新加坡、韩国和中国是“一带一路”国家，其他“一带一路”国家创新能力大多处于中等或中低等水平。

可见，“一带一路”国家整体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创新能力不足成为制约“一带一路”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推进“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合作，有助于实现各国优势科技资源互补，提升各国创新能力，为创新之路建设提供动力支撑。现代农业技术是在集成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卫星遥感遥测技术等前沿技术基础上，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和智能化的科技体系。发展现代农业技术，不仅有助于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和农业生产效率，对增加国家研发投入和专利数量也有促进作用。因此，加强“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合作，推动农业领域人才、知识、技术和资本等创新要素跨国流动，能够有效推进各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强化科技对“一带一路”国家农业发展的驱动作用。

(二)农业科技合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从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农业产出数据可知，年全球农业增加值前10名国家中，有5个是“一带一路”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俄罗斯。但从谷类单位面积产量情况来看，全球排名前10名的国家主要由比利时、荷兰、爱尔兰、美国等发达国家组成，“一带一路”国家中，除中国单产水平接近排名第20位的日本外，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国家谷类单位面积产量远低于排名前10位的其他国家。其中，最突出的是蒙古、索马里、尼日尔等国，其谷类单位面积产量还不到中国的10%。可见，虽然“一带一路”沿线有许多农业资源丰富、农业产量大的国家，但受人口基数大、农业科技落后、农业发展资金不足等因素制约，其农业生产效率还处于较低水平，与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强化“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合作，能够促使各国农业科技水平和农地生产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对推动各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三)农业科技合作是应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客观需要

进入21世纪，SAＲS冠状病毒(—年)、H1N1流感疫情(—年)、埃博拉疫情(—年)、新型冠状病毒(年年底至今)等全球大流行病相继暴发，全球生物性公共卫生事件进入高频暴发期。目前对于重大流行病的处置，主要采用隔离的方案，对畜禽实施大规模捕杀，对人则实施完全的隔离治疗。

这些措施对农业部门造成巨大影响:一方面，捕杀畜禽给养殖户带来巨额经济损失;另一方面，限制人的社交距离，则减少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影响农产品产出。“一带一路”沿线有许多农业大国，并有大量农业就业人员。世界银行年统计数据显示，有69个“一带一路”国家农业就业人员占就业总数比重超过20%，特别是布隆迪、乍得、尼日尔、莫桑比克、尼泊尔、几内亚、老挝、埃塞俄比亚等26个国家，其农业就业人员占就业总数比重超过50%。因此，每次防控疫情所采用的隔离策略，都给“一带一路”国家农业生产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减少疫情带来的冲击，应进一步强化“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合作，推动免耕播种、工厂化育秧、农产品保鲜与加工、冷链物流、农产品溯源、兽用疫苗等领域技术在各国农业部门的推广和应用，确保疫情期间各国农产品的数量供给和质量安全，增强“一带一路”国家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二、“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合作发展态势

(一)合作机制和平台不断完善

年3月，我国多部委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了加强“一带一路”科技和农林牧渔业合作的目标。年9月，科技部牵头拟定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将农业作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首要领域。年5月，原农业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外交部，共同发布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强调“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合作具体方向。在上述文件及相关措施推动下，“一带一路”国家逐步构建起了涵盖政府协商、知识分享、技术转移、金融支持、人员交流的合作机制体系，并同步打造相应平台。

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现有机制和平台能够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多渠道、多层面农业科技合作提供较为完善的制度保障和载体支撑。受此推动，“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合作呈现出日益频繁的发展态势。但从内部协调情况来看，“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合作机制体系还存在合作主体协作不足、整体管控缺位等问题，亟需建立合理高效的内部联动机制，促使政府、农业企业、学术组织和金融机构等合作主体的协同效应得到有效发挥。此外，已经建立的协商机制和交流机制主要依托线下平台，受时空限制和全球突发事件影响较大，如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一带一路”线下沟通机制基本停摆。为持续有序有力推进各项“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合作，需要加强线上合作机制建设，为各类组织和专业人员提供跨时空的即时交流平台。

(二)合作路径和模式逐渐清晰

借助不断完善的合作机制和平台，“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合作沿着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两条路径持续推进，并逐渐形成技术转让、合作研发、技术示范、人员培训四种主流合作模式。其中，技术转让指“一带一路”国家农业技术供需双方，按照约定价格销售和购买相关农业技术的商业行为，包括专利技术、专有技术和其他技术成果。合作研发是合作方共同投入人才、资金和设备，合作研究与试验相关农业技术的科研活动。技术示范是通过示范和推广方式，实现技术从领先一方向落后一方转移的技术交流活动。人员培训是通过短期交流，向农业从业人员传授农作物生产和农机使用技术的合作方式。

现有合作路径和合作模式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农业科技合作提供了重要思路和方法，产生了不少代表性成果。但从合作主导力量来看，还存在政府对各种合作模式介入程度过高、市场作用未得到充分激发的问题。未来应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在各种合作模式中的角色，推动“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合作稳步发展。根据四种合作模式适用条件和发展目标，技术转让模式应采取高市场和高政府介入的发展思路，因为技术跨境流动不仅要有交易双方的合作意愿，还需得到政府监管部门的许可。合作研发应主要由市场主导，政府不应过多介入，因为企业比政府更了解市场需求，基于企业层面的合作，能够研发出更具应用前景和市场价值的农业技术。

技术示范更多地表现为单向、垂直式的技术输出，是具有援助性质但不具盈利可能的技术合作，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主体一般不会考虑这种模式。人员培训主要目的是推广较为简单的农业技术，一般不涉及利益分配和技术保护，由第三方中介机构或农科院校主导即可取得预期成效。根据上述分析，得到“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合作路径与模式矩阵。通过该矩阵，各类主体可以基于合作诉求，选择适宜自身特征的合适路径和合作模式。

(三)合作成效日益凸显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5年来，“一带一路”国家农业科技合作有序推进，逐步形成以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为主的网络体系。分布于亚、欧、非大陆的合作子网络，通过日渐完善的合作机制、平台、路径和模式，在农业科技层面展开多种形式的交流，取得显著成效，表现为农业增产、生产技术提升、农业科技人员数量增加等。比如，亚洲区域，各国依托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中国—南亚技术转移中心和中国—中亚科技合作中心等合作平台，采取技术转让和合作研发等方式，开展密集互动。

年至年，东盟10国和南亚6国年均农业增加值取得较大增长。哈萨克斯坦借助中国技术和资金，培育出具了有较高产量和抗病虫害能力的马铃薯新品种。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合作，还成功培育出了亩产达到公斤的冬小麦，比当地小麦品种平均亩产高出公斤。在阿拉伯国家地区，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与迪拜合作，年试种出了平均产量达6.66吨/公顷的海水稻，高于全球水稻4.54吨/公顷的平均亩产水平。方正计划将海水稻培育和种植技术推广到整个阿拉伯地区。在非洲，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中国和阿署合作，派出余名农业领域专家，为“一带一路”贫困国家农场主和农业技术人员提供技术培训，将其培养成当地科技特派员，通过他们推广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促使受援国家农业得到显著发展。

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在各国共同努力下，农业科技合作稳步推进，表现为合作机制和平台不断完善，合作路径和模式逐渐清晰。其中，机制是发展和深化农业科技合作的保障，平台是开展合作项目的载体，路径是实施合作的思路和方向，模式是实现合作目标的手段。在日渐完备的合作体系推动下，“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合作成效逐渐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