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6月18日，正在黄石青龙山下参加一个活动，当天格外忙碌。活动开始不久，突然接到韩忠宝与曹必宏两位师兄发来的信息：王金铻老师于当日上午仙逝。因活动是异地举办，从上午6:00至晚上9:00，应酬不断，但心绪难安。王金铻师已届耄耋之年，非一般人寿限所能及，乍得此讯，仍感突然。尤其是忆及当年王师对我的种种耳提面命，不禁悲从中来。
我于年至年追随王师研习中国近现代史。说来不可思议，在年9月入学见到王老师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她老人家是男是女。年与年之交，我在选择考研学校时，颇费周折。当时定的大方向是中国近现代史，但究竟是考校内还是校外？却让不过20岁的我难以取舍。当时本系谌宗仁老师对我关爱有加，希望我继续留系读研。但一则我希望换一个学习环境，二则有一挚友决定考谌老师的研究生，我最终还是拂了谌老师的美意。当然，后面我专门向谌老师做了解释，也得到他的理解与宽容。
年代中期，研究生招生数量极为有限，考研的难度较大。经过对招生简章的比对，我决定选择招生数量相对较多的吉林大学历史系。记得当年招生简章上列举的导师有三人：王金铻、朱建华、陈瑞云。由于信息传播手段有限，其实我对于这三位老师都一无所知。故按照排名顺序选择了王金铻师。借鉴当时同学们的习惯做法，报名之后，我也冒昧地给王老师去信求教，并将自己当年的一些非常稚嫩的习作寄呈恩师。王老师的回信简短而客气，笔迹苍劲有力。因此，王师男性化的姓名和男性化的字迹，都让我误以为她老人家是一位男老师。
年的考研有一点可谓空前绝后，就是当年不用考政治。吉大历史系加试了一门作文。我自以为发挥不错，但发榜时似乎也只有60分。好在英语给我加持不少，记得在尹宣老师（翻译过大陆会议的相关文献，也已去世）的英文班中，我用功学了《新概念英语》，以至获得一个让自己都难以置信的考研成绩。复试是吉大研究生院派人在湖北大学极为简陋的招待所举行的，这中间，我也有信向王师汇报各种细节，先生的回信总是要言不繁，慰勉有加，读来有春风拂面之感。
说来可笑，北上春城，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乘坐火车。我和物理系的一位同学乘坐绿皮火车，经过两天一夜的奔波，于9月的某个清晨抵达完全陌生的长春。印象中，我以前见到的大学都是带有院墙的封闭世界。但初到吉大，我突然发现：这竟然是一所与居民区混杂在一起的开放式大学，校内与校外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与障碍。我被安排在吉大三舍二楼的一间寝室，同室5位室友——4位都是王师的弟子，再加一位学美国史的Z同学。按照年龄排序，我年龄最小，东北话叫“老疙瘩”。
入学后的第二天，突然有一位着蓝布衣服的老太太敲门造访。我才从上铺爬下来，听本系毕业的韩忠宝师兄告诉我：这是我们的导师王老师。我才恍然大悟：我的导师原来是一位女先生！王师个子不高，操一口很悦耳的东北普通话，以至春晚看到赵本山的小品，耳畔似乎都能回响起王师的声音。初次见面，我即发现王师对人极和蔼，如母亲般嘘寒问暖，但言语中也透露着爽快利落。听韩师兄讲，王师此前做过历史系的总支书记，想必也是一个有决断力的人。
当年吉林大学的管理体系很有趣，外形有点类似于书院制。我们所住宿舍的一层就是食堂，北国天寒，严冬季节基本就在楼内“猫着”，上课就在另一栋宿舍的小教室。我们师兄弟4人一同聆听王师讲“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三舍与长春著名的“地质宫”（据说是当年未及启用的伪满洲国新皇宫）有一街之隔，王师也住在附近的朝阳区。有一个学期，我们每周都跟随先生研习中国近现代政治史。课堂上还是以先生讲授为主，但在结课时，我方感受到先生独特的教学风格。
结课时，王老师没有按照当时惯例让我们各交一篇论文了事，而是提出一个我前所未闻的要求：每位同学去图书馆查阅1-2种旧报纸，抄写一定数量的卡片，然后完成一篇小论文。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查阅孤岛时期的上海《大公报》与《申报》，平心而论，我虽然本科期间也读过一些近现代史资料，但基本上是前人编好的资料集，直接阅读一手资料，多少让我无所措手。突然增加了这许多调阅工作量，图书馆过刊室的管理员可能多少有些不快，但几个师兄弟也顾不得这么多，每天朝九晚五，对着一摞摞发黄的旧报纸爬梳了2月有余。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基础而有益的史学训练。史学研究中，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今天想象昨天。王老师让我们直接沉入第一手史料，按照后来时髦话语，就是培养历史研究的场域感。
现在仔细回想，王老师是一位很能激发学生求知欲望的老师。记提研二下学期，我们开始面临毕业论文的选题与写作。在一次交谈中，王师话锋一转，只是说：有一个题目，我一直想让学生做，但他们都没有做出来。懵懂且好胜的我赶紧问：什么题目？……也就在几天前与位毕业生餐叙时，有人问我：当年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怎么定的？我想了想，随口答道：是老师定的。其实王老师给我定的这个题目，显然不是随意的。一则她知道我对思想史有兴趣，二则她知道我年轻且好胜，故意用这种方式激将我。《实用主义在中国》这个题目作为硕士论文，相对偏大，资料较散，但因有前面查阅旧报旧刊的经验，也还算顺利地完成了。不过，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中国知识界在接受实用主义的过程中，基本上也是各取所需，即后来学界讨论的建构主义。我将这个观点作为主线写在论文中，王师也未加否定，言语中多是鼓励与赞许。在王师的大力推荐下，论文也侥幸被评为当年度的优秀毕业论文。
王老师在教导学生的过程中，确实称得上苦心孤诣。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先生联系安排的。吉大历史系的硕士生，当年就是三年制。年初，好象就在春节过后不久，我写完论文初稿。王师突然问我：是否愿意到北京的近史所工作。王师与近史所的李义彬先生、陈铁健先生（我后来的博士生导师）是老同事加老朋友，故有推荐的机会。出于对恩师的信任，我未加思索，即满口答应。似乎就是在这一年的4月，我拿着毕业论文手稿（当时复印甚贵），到北京东厂胡同的近史所面试。论文审阅需要大概一周的时间，我便借住在白石桥附近的国家图书馆招待所。闲来无事，记得在图书馆翻了一遍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正当我沉浸在哥萨克人的传奇故事中时，旁边的白石桥上荡过了一群群声嘶力竭的年轻人……。
我是4月中旬从北京回到长春的，气候一天比一天热，当年的4月至6月，也即后人所说的春夏之交，对于我个人堪称魔幻般的经历。通过这个突发事件，我也初步认识了人这种动物究竟为何物。4月份之后，大家的心思似乎绝少放在读书上面，我自然没有多少时间去修改论文。按步就班地答辩，按步就班地走人。离开长春的时间，我今天都记得，那是6月30号的下午，王师专门从家中赶到吉大三舍，简单叙谈后，忠宝兄帮我拿着行李，和我左右依偎着王师走到几百米外的公交站。经过二舍时，一群男生正在踢足球。恰巧有球奔向我们三人，我从右边一脚挡回。这一脚，成了我对长春的最后记忆。
其实，也就在我离开长春前几天的一个晚上，王师约我有一次长谈。交谈中，她老人家突然问我：小黄，你还记得当年你寄给我的那些论文吗？你知道最打动我的一篇是什么吗？我连寄的论文题目基本都忘了，自然回答不上。王师郑重告诉我：你最打动我的文字，是你那篇《上历史系主任书》。噢，对了。本科时，曾仿效孙中山的上李中堂书，给当时的历史系主任写过一篇建议，但我真没想到三年后王师还记得此事。紧接着，不习惯长篇大论的王师，对我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直到今天，有些内容我记不清了，有些内容也暂时不便说，大意是希望我潜心学问，做历史的人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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