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中国自担任G20主席国后，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旨在推动建立更加稳定和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

事实上，“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作为此次G20峰会四大重点主题之一，中国早前就针对性提出了“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的倡议。易纲此言，则是为全球金融治理的“中国方案”，传达出静候佳音的讯息。

文︱瞭望智库金融观察员聂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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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举行。作为今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以及近年来我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峰会，中国将为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提供创新经验。

“G20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之际，又在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升格，解决金融问题是其重要使命之一。”央行相关人士说。

中国的金融治理经验源于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极具系统性、协同性和先进性，“中国路径”将成为全球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在此基础上结合G20其他成员国经验形成的金融治理框架，有条件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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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秩序

早在今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法国财政部在巴黎联合举办的第二次G20国际金融架构高级别研讨会，就为G20峰会完善金融架构的讨论进行了预热。周小川行长在该会上表示，目前，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正经历结构性调整，世界经济面临诸多挑战。

在中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由法国、韩国主持的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推动各方就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关问题进行磋商，包括防范资本外逃、主权债务重组、债务可持续性、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资份额及治理模式，以及推动特别提款权更广泛的使用等内容。

“经历了三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G20形成了一系列文案。”前述央行人士称，其中包括《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G20议程》（下称《议程》）。

《议程》从扩大SDR使用、增强全球金融安全网、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完善主权债重组机制和改进对资本流动的监测与管理等五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纵观G20历史，制定此《议程》实属不易。

G20在创立之初就形成了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的深度讨论机制，随后又经历了年全球金融危机，但在切实解决问题并谋求发展为主题的金融改革议题上，却并不顺利。

年，各国形成共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并将国际金融架构改革设为G20重要的常设性议题。年，墨西哥担任G20主席国期间，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成立，但不久后该工作组的工作一度停滞，直到今年中国作为主席国，该工作组才得以重启。

追溯至年华盛顿峰会上，G20承诺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重大改革，弥补导致金融危机的薄弱环节。但直到今年，全球主要股市仍大幅下跌，市场情绪一度极为悲观。加之6月底，英国公投“脱欧”的意外结果再次引发全球市场动荡，完善各国金融监管的顶层设计更加迫在眉睫。

今年7月，成都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提出，近期市场动荡和不确定性，再次凸显建立开放且具抗风险能力金融体系的重要性。

周小川认为，G20应继续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强劲和有韧性的金融体系，包括继续推进全球金融部门改革进程，推动总结和提炼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方面的经验，并推动加强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

“G20此前尚未从根本上搭建起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前述人士直言。

在他看来，此前G20在金融治理上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比如尝试了传统大国与新兴国家能够在全球金融治理上联合共治，新兴国家能在世界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要真正搭建全新金融秩序，还需要以下三方面努力：

其一，通过成员国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以及扩大成员国的直接融资、向全球金融机构追加可用资金等方式，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其二，成立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协调各国金融当局和国际标准制定工作，发展和促进有效管制、监督及其他金融政策的实施，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其三，承诺通过改善全球经济，努力构筑更为稳定和更富弹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确保全球经济的系统稳定。

“任重道远，但中国此次开了个好头。”专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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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议题

目前各方的共识在于，国际金融架构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因而G20杭州峰会聚焦于五大金融议题：推动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改善主权债务重组；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提升特别提款权作用。

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日等国际货币发行国持续实施量化宽松，促使国际货币体系日益不稳定，同时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已接近全球的半壁江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已然缺乏代表性。

在多方推动下，年1月IMF宣布《董事会改革修正案》从1月26日生效，约6%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转移，中国份额从3.%升至6.%，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可谓是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的里程碑事件。

而提升特别提款权（SDR）作用，与IMF改革可谓一脉相承。年11月底，IMF总裁拉加德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币成为第一个被纳入SDR的新兴经济体货币，将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四种货币共同构成SDR篮子货币。由此，SDR的稳定性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人民币与美元等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性、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等，均得以提升。

除此以外的三大议题——改善主权债务重组、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以及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均是在G20层面构造起应对短期风险的风火墙。

“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仍在不断上升，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造成了跨境资本流动加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说，资本大进大出，加剧了新兴经济体汇市、股市的波动。

跨境资本的高速流动，还会造成各国金融风险关联度和传染性上升，局部或个别国家的金融风险更易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震荡效应。并且，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债务规模不断上升，已然成为全球经济的新风险点，也成为拖累经济复苏的大碍。

其中，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是提高国际社会抵御金融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为各国提供更多应对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动荡的可用干预资金，从而达到危机预防和危机救助的目的。金融安全网主要包括四个层次：以IMF为主的全球安排；地区金融安排；双边货币互换安排；各国自身的外汇储备。

“G20重启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除继续完善各层次金融安全网的自身建设外，还研究如何加强不同金融安全网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前述人士介绍。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高玉伟则认为，近几年G20峰会、国际清算银行（BIS）、巴塞尔委员会等都对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给予了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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