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漫远

　　本文来源：国际安全与战略评论

　　作者简介：董漫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原文来源：《国际问题研究》年第5期

　　提要

　　“伊斯兰国”外线扩张，既为叙伊主战场危局所迫，又系其自身战略进取，形成了多方向、大跨域的“溢出效应”和战略影响，并触发国际恐怖主义分化重组和方略调整。就主战场危局而言，主要表现为战役战术回旋空间被大幅压缩，基层指挥员大量阵亡，财政状况恶化，武器弹药供应紧张，以及拉卡、摩苏尔被围困等。但反观“伊斯兰国”的价值追求和最高斗争目标，其外线扩张又属于主动和积极的战略进取。从外线扩张的范围看，“伊斯兰国”主要在伊斯兰世界和欧洲展开活动，但其影响已超越了上述地理区域。从效应看，外线扩张不但支援了巴格达迪率主力在叙伊战场的搏杀，还搅动北非、西非、东非、阿拉伯半岛、南亚、中亚、欧洲几无宁日。由于催生“伊斯兰国现象”诸因将长期存在，故“伊斯兰国”短期内恐难被消灭，国际反恐斗争任重道远。

　　关键词

　　伊斯兰国、外线扩张、国际恐怖主义

　　纵观年国际反恐形势，焦点仍是“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伊拉克主战场，“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AbuBakral-Baghdadi）及所率主力面临危局，所控“临时首都”拉卡和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处于被围压境地，但逃窜诸路尚未被堵死。在巴格达迪指挥下，“伊斯兰国”并未消极防守坐以待毙，而是在收缩防线、负隅顽抗的同时，窥探其他方向，寻求战局改观。同时，抽调一大批骨干奔赴亚非欧，展开疯狂的外线扩张，在多国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恐暴袭击，严重威胁三大洲稳定。此外，“伊斯兰国”已做好“迁都”准备，其外线扩张也包括寻找下一个“临时首都”的意图。短期内，剿灭“伊斯兰国”的诸种必要条件尚不成熟，国际社会需做好应对“伊斯兰国”长期肆虐的准备。

　　一、外线扩张的现实需要及战略考量

　　年以来，“伊斯兰国”在国际恐怖主义思潮与运动中的地位、影响和作用进一步提升，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境内顶住了美国自年9月开始的持续空袭，显示了顽韧的生存力和战斗力。几乎所有的恐暴组织都承认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超强军事实力，认为美军空袭“十分凶残”，但“伊斯兰国”能在空袭之下继续对叙伊政府军和库尔德及什叶派武装开展“圣战”，令众多恐暴组织折服。

　　因“伊斯兰国”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加之为预防美国及其西方和地区盟友将武力更迭巴沙尔政权提上日程，年9月30日，俄罗斯“应叙政府请求”在叙境内展开“反恐军事行动”，对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各路反政府武装展开空袭。这就使得“伊斯兰国”同时面临美俄两个军事大国的空袭，也是冷战后历次局部战争中不曾有过的现象。截至年7月，美国已对叙伊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次空袭，俄罗斯实施了近万次空袭。然而，“伊斯兰国”仍未屈服，继续与美俄空袭周旋。

　　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拉克政府、俄罗斯和巴沙尔政权分别对叙伊战场形势进行评估，认为可以将“伊斯兰国”主力消灭，并有可能攻占摩苏尔、拉卡等大城市，进而取得转折性胜利。从年6月开始，叙伊政府军分别在美俄空中支援下，对“伊斯兰国”控制区域发动大规模攻势，旨在拿下摩苏尔和拉卡。至此，“伊斯兰国”在叙伊主战场面临更大的军事压力，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土”面积锐减，战场回旋空间大幅压缩。截至年7月，“伊斯兰国”在叙伊境内“国土”面积锐减40%以上，严重制约其主力的战场机动与回旋，使其对重点城镇的防御难以形成外围与核心支撑点的有效梯次部署。无论从战略态势还是从战役战术角度来看，“伊斯兰国”均陷入被动。

　　第二，各级指挥员和恐暴骨干大量阵亡，战役战术指挥能力遭到削弱。美俄相继在叙伊境内展开空袭行动以来（俄空袭仅限于叙境内），“伊斯兰国”已损失数千名恐暴分子，其中有几百名“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各级指挥员和骨干，包括“圣战部长兼总参谋长”希沙尼（AbuOmaral-Shishani）。各级指挥员空缺虽可迅速补齐，但在能力、经验、大局观上大多难及已阵亡头目。因此，损失大量“合格”指挥员是“伊斯兰国”在叙伊主战场陷入全局性被动的主因之一。

　　第三，财政状况恶化严重制约主战场“圣战”。倒卖石油所得是“伊斯兰国”的主要收入来源。美俄空袭行动以来，已将其在叙伊境内控制的石油设施打掉80%，包括开采、炼油、贮藏、运输全链条的损毁，严重制约了“伊斯兰国”的行动能力。从年初开始，“伊斯兰国”官兵军饷一律减半，巴格达迪要求从最高层到基层追随者“做好长期过紧日子的准备”。因财政趋紧，提前授予“烈士”称号的追随者人数大减，“抚恤金”发放也开始“打白条”。

　　第四，武器装备和弹药供应紧张。“伊斯兰国”在叙伊境内的主要武器和弹药库在空袭中被悉数摧毁，主力各部面临弹药短缺情况，特别是各种口径的炮弹不足，严重影响战场火力发挥。在阿勒颇、吉斯尔舒古尔、伊德利卜、拉卡、霍姆斯、费卢杰、帕尔米拉、提克里特、摩苏尔等地外围各战术支撑点，“伊斯兰国”火力配置已明显处于劣势，且战且退。目前，“伊斯兰国”在局部战斗中击溃政府军的战场缴获，成为其在主战场获得武器装备和弹药补充的唯一途径。在台德穆尔（叙）、拉马迪、费卢杰等要地陆续失守后，弹药短缺状况更加严重。

　　迫于上述形势，“伊斯兰国”最高决策层做出方略调整，包括：

　　1.将外线扩张作为破解主战场危局的根本途径。巴格达迪号召伊斯兰世界所有“圣战者”，不必都来到叙伊参加“圣战”，而应在其所在国家“就地圣战”。巴格达迪宣称，所有接受“伊斯兰哈里发帝国”价值观的穆斯林，应听从“哈里发”（指他本人）的号令，强化“圣战”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只要勇敢地为真主和先知献身，来世就可光荣地进入天堂；在哪里开展“圣战”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伊斯兰的敌人遍布世界”。当然，圣战者既可独自“圣战”，也可加入“距离最近的伊斯兰国分支”，开展“有组织的圣战”。无论哪种形式的“圣战”，都是“有觉悟的表现”，真主和先知“都能看得到”。巴格达迪指出，“就地圣战”将有力支援“哈里发”在叙伊直接指挥的“圣战”。

　　2.主战场精兵简政，将“富余人员”派往外线。面对叙伊主战场回旋空间骤减、弹药不足、财力紧张等实际情况，“伊斯兰国”总部决定撤并行政机构、裁减“富余人员”，在主战场留下约两万人的精锐之师与美俄空袭及叙伊政府军周旋，其余一律派往“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其他“省”（wilayah）创建根据地，动员、组织并实施“圣战”，使“伊斯兰的敌人”顾此失彼、自乱阵脚。

　　3.号召欧美国家穆斯林移民“就地圣战”，将原籍欧美的“圣战者”从叙伊派遣回去，搞“中心开花”。“伊斯兰国”总部认定，欧美民众对安全状况恶化十分敏感，加之各国民粹主义思潮泛滥，一旦欧美境内“圣战壮举”接连发生，各国政府不得不疲于应对，将有力牵制美国在叙伊的军事行动。

　　“伊斯兰国”外线扩张虽有缓解主战场压力的考量，但更具战略进取性质。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统治，是“伊斯兰国”的终极奋斗目标。在年6月29日的“建国宣言”中，巴格达迪将“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斗争目标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伊拉克和黎凡特地区建立伊斯兰统治，[6]包括消灭以色列，推翻叙利亚、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世俗政权以及加沙哈马斯当局；第二阶段，“改造整个伊斯兰世界”，推翻所有世俗政权和“叛徒政权”，攻克麦加并永久定都；第三阶段，征服世界，让所有异教徒和无神论者皈依伊斯兰教。巴格达迪强调，第二、三阶段的斗争任务不必等到第一阶段任务彻底完成，可在第一阶段“做铺垫性准备”，特指外线扩张和对欧美国家的渗透。因此，实施外线扩张是“伊斯兰国”必然要推进的战略举措。

　　二、外线扩张产生的战略效果

　　年年初以来，“伊斯兰国”的外线扩张进入全盛阶段，形成多方向、大跨域的“溢出效应”和战略影响，从总态势上有利于“伊斯兰国”的继续生存与发展。

　　（一）在北非站稳脚跟，带动向西非、东非的扩张，引发欧盟恐惧。在北非，“伊斯兰国”将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宣布为“省”，并任命了“省长”（Wāli）。在北非“各省”中，巴格达迪盛赞利比亚省分支“表现最好”、“形势最喜人”，因为该分支取得如下“业绩”：其一，利用图卜鲁克议会与的黎波里政府间内战，迅速占据利比亚沿海多个战略要点，包括几个港口，获得进出地中海的便捷通道，既可将恐暴分子混入难民潮向欧洲渗透，又可接纳叙伊主战场“富余人员”。其二，控制多处石油开采、加工、储运设施，并开展黑市交易，将大部分款项上交“伊斯兰国”总部，缓解了组织的财政窘境。其三，有序扩编战斗部队，截至年3月，利比亚省分支主力已达多人，跃升为“外线劲旅”，向东及至德尔纳周边，威胁图卜鲁克议会所控区域，向西盘踞苏尔特、米苏拉塔等要塞，与政府军争夺西部沿海控制权。虽然西线主力在6月苏尔特“保卫战”中损失了余人，次月又招募了近千名武装人员。

　　“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扩张势头引发欧盟恐慌，法国、比利时、德国、西班牙等国尤其忧虑，内部出现政策分歧和激烈争吵。民粹主义论调被执政党和在野党利用，政策辩论焦点在于是继续将有限的外交和军事资源投入在叙伊空袭行动上，或是加大在利比亚的反恐介入，还是投入欧盟内部反恐体制机制完善，包括难民堵截及身份甄别、穆斯林移民社区可疑人员监控、成员国反恐情报交换、加强外部边界管控、扩编反恐快反部队以及针对成员国公民跨国流动推出身份查验立法等。

　　由于北非与西非、东非地缘联系紧密，加之彼此交战的图卜鲁克议会和的黎波里政府无力控制利比亚内陆广袤的沙漠戈壁地带，使“伊斯兰国”利比亚省分支与北非、西非跨国民族图瓦雷戈各部落建立了合作关系，从而将“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影响扩展到乍得、尼日尔、马里、尼日利亚等国。在东非，“伊斯兰国”将索马里视为战略跳板，继年建立“索马里省分支”后，年开始扩展地盘，侧重在亚丁湾南岸确立若干支撑点，以便与也门和阿拉伯半岛分支形成呼应，互为犄角之势。

　　（二）以也门为根据地，推进在阿拉伯半岛扩张，牵制沙特等国对叙伊乱局的介入。年11月，“伊斯兰国”在也门开辟“圣战新战场”，属巴格达迪未雨绸缪之举。年10月后，“伊斯兰国”总部在叙伊主战场压力陡增，巴格达迪下令正式组建也门和沙特分支，任命“埃米尔”，让“圣战之火焚烧也门、沙特叛徒政权”，以此作为对两国支持美国空袭行动的惩罚。

　　进入年，依托哈德拉毛和阿比洋两省根据地，伊斯兰国也门分支将触角伸到亚丁省和亚丁市，不但在亚丁市发动多起汽车炸弹攻击，造成大量军警和公职人员伤亡，还突袭第步兵旅，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与也门分支相比，沙特分支仍处于初创阶段，但势头强劲，影响扩展速度很快。年，沙特分支安置了从叙伊主战场返回的“圣战者”并对其委以重任，利用各种新媒体手段招募恐暴分子，对沙特情报和警务官员发出死亡威胁，袭击国民警备队哨所，对东部地区和科威特境内什叶派清真寺实施恐袭等。上述活动已引起沙特王室恐慌，一些王室要员甚至呼吁国王和王储对叙伊乱局“保持超脱”。科威特朝野的意见分歧与沙特相似。

　　（三）创建“呼罗珊省”，设立阿富汗指挥部，威胁南亚、中亚稳定。年6月，巴格达迪曾在“建国演说”中宣布“建立‘呼罗珊省’（WilayahKhorasan）”，辖区包括伊朗、中亚、南亚和中国新疆。这一地缘政治划分远超历史上的“呼罗珊”概念，巴格达迪的勃勃野心显露无疑。年初，巴格达迪从叙伊主战场派遣少量指挥员和伊斯兰法学家进入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亚费尔干纳谷地，开始筹建“呼罗珊省”，任命哈菲兹·萨义德·汗（HafizSaeedKhan）为“省长”，阿卜杜·拉乌夫（MullahAbdulRaufKhadim）为“副省长”。截至年7月，呼罗珊分支在阿富汗指挥部领导下进行了下列活动。

　　第一，通过军事和外交斗争，与阿富汗塔利班（简称“阿塔”）达成“共存互容”口头协定，大体稳定了彼此关系，为“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后续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呼罗珊省”领导机构进入阿富汗之初，阿塔曾要求其“归顺”，遭拒后双方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年3月，双方在赫尔曼德、库纳尔、楠格哈尔等省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阿塔伤亡惨重，遂不再与“伊斯兰国”大动干戈。5月，双方展开和谈，达成“共存互容”口头协定，主要包括互不干涉对方斗争目标、互不“挖人”、彼此尊重和“各走各路”。

　　第二，在赫尔曼德、库纳尔、楠格哈尔等省建立根据地，控制这些省的毒品交易和文物走私，同时开始征税，实现“就地敛财”，获得了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

　　第三，组建“本土化”武装，迎来发展“机遇期”。哈菲兹·萨义德·汗等“呼罗珊省”高层领导进入阿富汗后，落实巴格达迪关于实施“本土化发展”的指令，在普什图族中招募追随者，开出了远高于阿塔的军饷和“烈士抚恤金”，吸引了失业年轻人的 　　第四，在巴基斯坦各极端势力和恐暴武装之间周旋，借力打力，为下一步立足创造有利条件。年2月，巴基斯坦塔利班（简称“巴塔”）、伊斯兰军（Lashkar-i-Islam）、自由集团（Jamaat-ul-Ahrar）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分支”暂时结盟。在这一形势影响下，巴塔几个外围组织宣示“效忠”巴格达迪。[11]

　　第五，建立费尔干纳谷地秘密联络站，统一协调“中亚圣战”，尝试在宗教界搭建人脉，利用新媒体宣传，吸引更多追随者，并实施小规模恐袭活动。年6月5日，呼罗珊分支袭击了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武器商店，抢劫枪支弹药，随后向附近军营发起攻击，造成3名军人和6名平民死亡。7月17日，该分支又袭击了阿拉木图一处警局，造成5死7伤。哈萨克斯坦已将全国安全警戒级别定为“黄色”，阿拉木图和阿克托别两市升至“红色”。

　　（四）亚非两大洲一批中小恐暴组织宣示“效忠”巴格达迪，形成大跨域“溢出效应”。截至年7月，已有十几个国家的恐暴组织宣布“效忠”巴格达迪，包括埃及西奈“耶路撒冷支持者”（AnsarBaital-Maqdis）、菲律宾“阿布·萨亚夫”武装(AbuSayyafGroup)、尼日利亚“博科圣地”(BokoHaram)、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几个分支、也门“沙里亚法支持者”（Jama’atAnsaral-Shari’a）、利比亚“沙里亚法支持者”、“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slamicMovementofUzbekistan)外围组织等。为表示对巴格达迪的崇拜，这些组织发动了一系列恐暴袭击，例如索马里青年党血洗肯尼亚莫伊大学校园、西非“伊斯兰前哨”（Al-Mourabitoun）组织制造的马里酒店恐袭事件等。

　　（五）有组织和“独狼式”恐暴活动并举，在欧洲腹地搞“大手笔”，造成欧盟核心国家疲于应对。年成为欧洲的“恐袭年”，频次之高、人员伤亡之多为十余年来所仅见。3月22日，布鲁塞尔扎芬特姆机场和市内地铁站先后发生爆炸，造成31人遇难、余人受伤，“伊斯兰国”宣布对事件负责。7月14日，“伊斯兰国”追随者在法国尼斯驾车撞击游客，造成80死50伤。同月，德国连续发生四起恐袭事件，“伊斯兰国”认领了三起。从上述恐袭活动特征看，“伊斯兰国”总部已无需直接向恐怖分子发出指令，定居或流窜于欧洲的“圣战者”可自主实施小组行动或“独狼”行动。面对严重的恐袭威胁，法国已四次延长全国紧急状态，德国推出反恐安防“九项计划”。恐袭浪潮催生欧盟核心国家社会撕裂和政治思潮极化，各党派和执政集团内耗加剧，各类反恐资源投入巨大，直接掣肘欧盟对外干预的决策力和行动力。

　　从“伊斯兰国”外线扩张的地域走向看，其主要扩张资源投向了伊斯兰世界和欧洲，但其意识形态影响却不仅限于此。年6月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恐袭案中，恐怖分子奥马尔·马丁并未正式加入“伊斯兰国”，只是接受了“伊斯兰国”的理念和价值观，他所实施的恐袭行动事前并未接到任何指令，完全是个人行为。

　　三、触发国际恐怖主义分化重组及方略调整

　　在国际社会重拳打击下，“伊斯兰国”仍继续展开外线扩张，不但策应其总部在叙伊与美俄周旋，在亚非欧三洲形成“溢出效应”，还触发了国际恐怖主义分化重组及方略调整。

　　（一）“伊斯兰国”与“基地”总部争夺全球恐怖主义思潮与运动领导权，前者影响正超越后者。这一苗头在“伊斯兰国”崛起之初就已显现。巴格达迪在“建国宣言”中指责“基地”总部在扎瓦赫里的“昏庸治理下吃‘9·11’老本”，十余年间“无所作为”，已经失去通过“伊斯兰圣战”来“建立一个新世界”的信誉与资格。巴格达迪宣布，随着“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建立，他将领导所有虔诚的穆斯林为“整个世界皈依伊斯兰教”而奋斗，“崇高使命历史性地落在易卜拉欣（巴格达迪别称）及其伊斯兰法学家团队身上”。而“基地”总部掌门人扎瓦赫里则数次发表讲话，批评“伊斯兰国”的政治和宗教行为“过于血腥残暴”，已经损害“伊斯兰圣战”的形象和道义基础，正在将虔诚的穆斯林“引入歧途”，怒斥巴格达迪的说教“歪曲伊斯兰法”。扎瓦赫里提醒所有伊斯兰圣战者，不要被巴格达迪所欺骗，团结在“基地”旗下才是正道。

　　巴格达迪和扎瓦赫里的争斗，引发中东、北非、西非、东非、中亚、南亚、东南亚、外高加索等地域的大小恐暴组织纷纷选边站队。从力量分野上看，多数恐暴组织选择靠拢“伊斯兰国”。主要原因有四：其一，“伊斯兰国”关于巴格达迪是先知穆罕默德“直系血亲”的宣传攻势奏效。其二，“伊斯兰国”的“圣战业绩”确实大于“基地”总部及其各分支。其三，“伊斯兰国”能在叙伊主战场顶住美俄空袭，消灭大批叙伊政府军，得到众多恐暴组织“钦佩”。其四，“伊斯兰国”对追随者发放的“军饷”和“烈士抚恤金”，成倍高于“基地”总部及其各分支。

　　（二）部分恐暴组织出于生存需要，在“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间左右逢源，成为二者竞相拉拢的对象。“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在多国确立了根基，在各自“势力范围”内，还存在着其他中小恐暴组织。尽管这些组织难以在实力和影响力方面与二者相比，且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大同小异，但由于斗争目标的差异，这些中小恐暴组织不愿将自己绑在“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战车上，还要提防被这两大组织吞并。

　　为优先追求自身目标，同时避免得罪“伊斯兰国”和“基地”而引来祸端，中小恐暴组织探索出“圣战霸权”下的生存之道，包括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向“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输送“人才”，定期缴纳“圣战税”，配合作战或实施战术策应，吹捧两大组织的领导人，甚或在压力之下划拨部分外围组织“归顺”等。例如，流窜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东伊运”和“乌伊运”，都向“基地”总部输送过“军事干部”，在“伊斯兰国”设立阿巴“前敌指挥部”并招兵买马后，主动通过网络视频向“伊斯兰国”表示“敬畏与佩服”，并动员一些恐怖分子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索马里青年党在两大组织竞相实施“索马里本土发展”的情况下，统筹若干外围组织归顺“伊斯兰国”，而主力依旧效忠“基地”索马里分支。出于争夺势力范围的需要,“伊斯兰国”与“基地”则会对这些中小恐暴组织综合施策，竞相展开引诱和拉拢。

　　（三）各路恐怖组织陆续调整“圣战”方略，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持续6年多的西亚北非动荡造成一批国家失序，新旧矛盾叠加难解，为恐怖主义繁衍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美俄等国在叙伊实施的空袭行动，使两国境内各类恐暴组织面临高强度军事压力，被迫调整“圣战”方略。巴基斯坦、阿富汗、埃及、约旦等国加大打恐力度，但也暴露了许多安全防范短板和漏洞。南亚、东南亚部分国家经济、社会、民族、宗教矛盾有所升温，为恐怖主义抬头提供了空间。这种总体宽松、局部严峻的环境为恐怖主义生存繁衍提供了土壤和空间，恐暴组织在此背景下陆续进行了方略调整。

　　1.相互借鉴“理论创新”成果指导“伊斯兰圣战”。虽然国际恐怖主义的两大“旗舰组织”（“伊斯兰国”和“基地”总部）彻底闹翻，中小恐暴组织之间亦存在互挖墙脚、彼此拆台现象，但不同版本的“圣战理论”不仅有所创新，且实现了包容互补。大小恐怖组织均认同的“圣战理论”包括：敌友划分说、暴力反抗说、主动进攻说、精神震慑说、避实就虚说、永恒圣战论、圣战阶段论、圣战必胜论、伊斯兰纯洁社会论等。这些理论是各类恐怖组织制定战略的意识形态基础，并被恐暴实践证明了“正确性”和有效性。从战略取向看，主要恐怖组织都重视“主战场固盘”和外线扩张，“伊斯兰国”、“基地”总部及分支、索马里青年党、“博科圣地”等皆如此。

　　2.彼此模仿恐袭战术，图谋扩张空间。恐怖组织并不属于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行为体，从军事实力和战争动员力角度看，也并不具备发动常规战争的能力，但其“圣战对象”却是国家行为体及广大民众，这就决定了恐怖组织施暴的手段必然是“非对称”和“异化”的。出于提高恐暴袭击效率、效应和保存有生力量的考虑，无论“伊斯兰国”、“基地”总部及分支，还是各地的中小恐怖组织，都在借鉴或模仿彼此战术，形成一些共享套路，例如尽量避免与政府正规军和特战部队作战，选择体育场馆、交通枢纽、演唱会、广场、清真寺、校园、商场、医院等人员密集公共区域为袭击地点，将平民视为“软目标”，多地点同时动手，以连环枪击、汽车炸弹、人弹、劫机炸机、绑架人质及斩首、劫持载客公交车辆、饮用水源投毒、破坏电力设施、引爆燃气管道等方式，推动恐袭“本土化”，鼓励“独狼式”行动，运用多媒体技术扩大恐袭网络效应，通过互联网宣传“圣战”理念，在全球招募“圣战者”，怂恿被洗脑的青年人在各国就地开展“圣战”。从年全球发生的绝大多数恐暴袭击看，如上特点和手段均有不同频次的体现。

　　3.“伊斯兰国”敛财之道被其他恐暴组织仿效。由于生存环境各异，各类恐暴组织财力差别很大。“伊斯兰国”财大气粗，不仅引来其他恐暴组织的“羡慕嫉妒恨”，其敛财之道也被仿效。例如，根据“圣战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盗采石油出售，“东伊运”、“乌伊运”、“哈卡尼网络”介入毒品交易，费尔干纳谷地的“伊扎布特”等组织倒卖文物。又例如，车臣“伊斯兰酋长国”、菲律宾“阿布·萨亚夫”武装、利比亚“沙里亚法支持者”等恐暴组织，在其所控制的区域不断提升“伊斯兰捐税”数额，用以支持恐袭活动。

　　四、外线扩张前景

　　虽然“伊斯兰国”在叙伊主战场面临危局，但并不意味其行将灭亡。即使巴格达迪被击毙或擒获、“伊斯兰国”在叙伊主力全部被歼灭，或是叙伊政府军成功收复拉卡和摩苏尔，“伊斯兰国”也将长期存在。外线扩张是其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伊斯兰国现象”或将长期存在。

　　第一，“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追求有长久生命力。系统梳理巴格达迪等人的说教可以发现，“伊斯兰国”理论体系属于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的扭曲形态，表现为瓦哈比教义和“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异化（AlienatedWahhabism＆Jihadi-Salafism），并将宗教理论变为政治工具。这些说教针对伊斯兰世界各类基本矛盾和社会时弊，提出拯救伊斯兰世界和穆斯林的系统思路和办法，其核心包括建立纯洁的伊斯兰社会、匡扶正义、维护公平、反对西方霸权和犹太复国主义、抵制异端邪说、通过“圣战”推行伊斯兰法以及用伊斯兰教“改造世界”等，表达了贫苦穆斯林和弱势群体的心声。

　　第二，“伊斯兰国”已通过外线扩张在一批国家立足，且能跨国流动，互相支援，难以彻底剿灭。这些国家共同的特点是：国内有战乱或激烈的民族与教派冲突，政府无力控局，国家机器低效，政府军战斗力弱，贪腐盛行，国穷民贫，大量青年失业或前途无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土壤肥沃等。

　　第三，美国为推翻巴沙尔政权，不愿彻底消灭“伊斯兰国”。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在叙实现“政权更迭”，腰斩“什叶派新月地带”。在俄罗斯和伊朗支持下，巴沙尔政权已经挺过了六年。美国曾尝试大量培训“叙自由军”武装人员，无奈计划流产。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难以对巴沙尔政权构成有效威胁。六年来叙利亚战场态势表明，唯有“伊斯兰国”、“支持阵线”、“伊斯兰军”等恐暴武装构成推翻巴沙尔政权的劲旅。因此，美国想借刀杀人，其打击“伊斯兰国”的底线是，只有当其危及到美国地区盟友的生存，且盟友要挟“不配合”其中东战略时，才会对“伊斯兰国”实施有限打击。

　　第四，沙特、土耳其等国利用“伊斯兰国因素”服务自身利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国不断鼓噪推翻巴沙尔政权，被国际舆论认定与“伊斯兰国”有所勾连。沙特介入叙利亚乱局的动机源于遏制伊朗的考虑，土耳其则企图博得美国、沙特欢心，吸引更多援助与投资，并借机向阿拉伯世界输出“土耳其模式”。它们认为，正是由于巴沙尔拒绝退出历史舞台，才给了“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存在的理由，造成了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并催生难民潮；只有推翻巴沙尔，这些问题才能解决。沙特、土耳其同美国一样，都认为“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对巴沙尔政权的威胁，远胜于“叙自由军”等所谓“温和反对派”，因而乐见“伊斯兰国”削弱巴沙尔政权。为缓解主战场压力，“伊斯兰国”尝试对沙特、土耳其发动恐袭，迫使两国参加了美国领导的空袭行动联盟，同时否认与“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有所联系，允诺要制止一些民间宗教机构和富人向“伊斯兰国”等提供资金。在沙特、土耳其等国的地区议程上，推翻巴沙尔政权仍然优先于打击“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未遂，总统埃尔多安指控美军方与政变军人有染，并指责美国庇护土耳其裔伊斯兰教育家居伦，土美关系骤然紧张，成为影响土耳其在叙利亚危机政治解决和打恐问题上政策变化的首要因素。未来，是否以及如何打击“伊斯兰国”将成为土耳其调控与美国关系的一张牌。

　　第五，多数穆斯林国家不敢打击“伊斯兰国”。地域广袤的伊斯兰世界是“伊斯兰国”外线扩张的核心舞台。然而，多数穆斯林国家不敢旗帜鲜明地同“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做斗争。首先，它们不敢认定“伊斯兰国”等势力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担心引火烧身。一些国家甚至把“伊斯兰国”等势力定性为“有不懈价值追求的宗教思潮与运动”，赞赏“伊斯兰国”等势力关于“消灭以色列”的口号，以博取其好感，期望其对自己手下留情。其次，它们不敢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等势力的国际行动，担心招致报复。

　　五、结语

　　为避免最高领导机关覆灭，更为实现最高斗争目标，以巴格达迪为首的决策层已考虑将放弃拉卡和摩苏尔作为危机情况下的选择，实施“迁都”。据“伊斯兰国”网站Amaq报道，适合“迁都”的“省份”依次为利比亚、也门、阿富汗、尼日利亚和索马里。当然，巴格达迪并不认为目前已经到了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甚至认为美俄间围绕如何对待巴沙尔政权的矛盾，会使“伊斯兰哈里发帝国”免于灭顶之灾。此外，巴格达迪对“腐败的伊政府及伪军”是否有能力夺回摩苏尔表示怀疑。这种“期待”与“评估”似乎表明，“伊斯兰国”高层期待美国领导的联盟分裂，期待伊拉克政府与美国、沙特矛盾加剧，更期待伊拉克朝野内讧，这样就可以在拉卡失守的情况下先令其主力转进伊拉克，待叙利亚局势出现转机后再杀个回马枪。但是，这仅仅是“伊斯兰国”的一厢情愿，如拉卡和摩苏尔均失守，“伊斯兰国”势必迁都并将精锐投入外线，国际反恐斗争将面临新的难题和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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