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金城，年5月22日生，辽宁省康平县人，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3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曾任沈阳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年9月到年9月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读书，期间先后担任留学生辅导员和班级团支部书记；因“文化大革命”，毕业分配拖延到年3月；年3月到年9月，留校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助教；年9月到年8月去北京军区张家口部队劳动锻炼；年8月到年1月在辽宁省电信局辽宁省邮电管理局（年省电信局、省邮政局合并为省邮电管理局）工作，历任会计、政治部干事、局党组秘书、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年1月到年7月任沈阳市邮政局党委副书记，年7月到年9月任沈阳市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年9月到年1月任中共沈阳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年1月到年11月任中共沈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年1月到年4月任中共沈阳市委副书记兼市委秘书长；年4月到年2月任中共沈阳市委副书记；年2月到年1月任沈阳市政协副主席；年1月到年1月任沈阳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年7月退休。曾任沈阳市委第六、七、八、九届市委委员。

人们常说：往事如烟。其实，对许多人来说，并非如此。我蓦然回首，往事四个“一”即浮现眼前，跃然纸上，再清晰不过地折射出我的人生轨迹，让我感慨万千，回味无穷。

我的老家康平县北四家子乡三合堡屯。在我家老屋子后面有一棵大榆树，那还是我祖太爷那辈携家人从河北丰润过来时栽下的，至今已有多年了。大榆树根深叶茂，成为全屯一个小景观。

年5月22日，我出生在这棵大榆树掩映下的一座土屋里。我生下来就与这棵大榆树有不解之缘。大榆树给了我快乐的童年，开启了我的人生之路。

在这棵大榆树下，儿提时的我常与邻居的小伙伴玩耍，一起搭小屋子、摆家什、过家家。玩的那么情趣盎然。

在这棵大榆树下，母亲常常带着我们兄妹几人一起摘芸豆弦儿。她有时还嘱咐说：你们长大了，要走正道，善良厚道，要学点本事。这些话，我们一直记着。

在这棵大榆树下，一筐筐榆树钱、树叶，救过我们全家的命。有时老家闹水灾，粮食不够吃，就用这榆树钱、树叶，和着高粱面，做成面汤吃。

在这棵大榆树下，留下了我多少次做课外作业的身影。年9月我8岁时，在三合堡小学读一年级，老师叫赵伦。后来在离家三里地的三家子屯读完小学二、三、四年级，老师叫王毅。我12岁时和我二哥赵金元到离家8里地的四家子读完小学五、六年级，老师是邓景春、郑守文。

去四家子屯上学，每天要走16里路。遇下雨浇得像落汤鸡，硬是靠体温腾干。那时用紫染料兑水做墨水，用秫秸秆插个钢笔尖做笔。用买的薄纸自己订作业本。因为刚解放，我们家和许多人家一样，生活还很困难，但全屯还是一片喜气洋洋，到处都洋溢着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扬眉吐气。

如果说，人的一生多是一幅绚丽斑斓的画面的话，那么，这棵大榆树就是我的人生画面一个浓墨重彩的底色。

这个大榆树，历经岁月沧桑。如今树冠已没有原来的大，但它的主干还是那么粗，几个人合抱还是无法围拢。主干顶尖树枝依然生命旺盛。我每次回三合堡老家，都要在这棵大榆树下，恭敬地仰视着，不愿休目。

卧龙湖碧波荡漾，云蒸霞蔚，是镶嵌在辽北大地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荫泽湖边百姓。我初、高中六年的中学生活，就是在卧龙湖畔的康平一中度过的。

年9月，我14岁考入了离家20里地的康平一中初中.因家里供不起两人，二哥弃考初中，把继续读书的机会让给了我。母亲当时对我说：“你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你的两个哥哥。”我深深地记在心中。年9月，我17岁考入康平一中高中.算起来，我在卧龙湖畔度过了多个日夜的中学生活。

在这6年时光里，卧龙湖成为我学习、生活、劳动不可或缺的地方。学校组织勤工俭学活动，我常常去湖边割树枝、割芦苇。有时组织长跑活动，就是沿着湖边跑一大圈，有时周末，我与三五同学一起沿着湖边散步、叙谈。

在这6年时光里，我亲身经历了国家政通人和、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舒心的一个时期，我刚入学时，晚自习用的是煤油罩灯，每天都要擦一次灯罩。但不久，就有电灯了。街上一条条的道路变宽了，还出现了百货商店等新建筑。校园内也建起了一排排新的学生宿舍。

在这6年的时光里，我也赶上了“反右”斗争，看见几位老师在办公室受到批判，有的后背上还被贴上了大字报，我也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参加放“卫星”的庙会，参加秋翻。记得当时一位副省长来到我们学校，在大操场对全校师生讲话说：“听说你们吃饭不要钱，这很好。”

在这6年时光里，我对“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这个话题有了更深的认识。学校经常组织老英雄、老模范报告会。记得当时县武装部长是一位长征老红军。他在给我们作报告时，讲了长征的艰苦、壮烈，讲了许多年纪轻轻的战士，为了给人民打天下，在长征途中战死、饿死、冻死……同学们听了后，许多人流出了眼泪。他在报告中最后大声说：“同学们，什么时候都要听党的话，都要心中装着老百姓。只要是党和人民需要，就要随时勇于挺身而出。”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深深打动了我们这些十几岁孩子的心。

在这6年时光里，学校对教师教学、学生学习一直抓得很紧。姜振宝、李相、杨满堤、戴海云、杨遇春等老师讲课引人入胜，还常到早晚自习中去辅导。同学们常常周日不回家，就在教室复习功课。夏天天亮早，大操场四周是同学们捧着书本来回走动的一道流动风景线。那时康平一中的校风、师德、学风，是那么美！那么令人陶醉。正是在这种“关爱学生、尊敬老师、崇尚学习”的浓厚氛围中，康平一中61年毕业的那届，创造出骄人成绩。北大、清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外语国语学院、吉林大学等全国重点高等院校都有康平学子。

卧龙湖，原来被称为“西泡子”。而今，它湖面宽阔、水草丰茂，水鸟云集，美轮美奂。它的巨变，正是改革开放后康平巨变的缩影。我每次回到康平，总要到湖边静静地环视良久，不愿离去，心中默念着：康平儿女回来看你来了！

一份录取通知书

年8月下旬的一天，是我们高三两个班同学返校日。当我们正在操场学校农场摘茄子的时候，一名邮政投递员在地头喊：“录取通知书来了！”于是，大家纷纷跑了过去。投递员念着名字，被念名的人一一接过通知书。当我颤抖的手接过通知书一看，“北大经济系”，这不正是我第一志愿吗？我和其他领到录取通知书的同学一样，转身就向自己家奔去。20里地，不一会就到了。

全家人都很高兴，母亲说今晚做点好吃的吧！我大哥赵金普说：走，先到生产队瓜地去！愣是在那里饱吃一顿香瓜、西瓜。屯里的人听说后，也纷纷夸我“有出息”。

像中学时一样，这次又是东借西借，总算凑足了入学费用。我们同时考入北大的3人，从康平乘汽车，经法库到铁岭，当晚换乘火车去北京。

从年9月入校，到年9月离校，我在北大竟呆9年时间，其中有5年学习，4年是参加“文革”和参加工作。

入学后，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深。

一件是，校领导在给新生作报告时，要我们记住两个特殊数字：一名大学生一年需要12个农民养活；名同龄人中，才有一名大学生。

另一件是，我在班级被评为二等助学金，每月发17.50元，除伙食费外，还有剩余.

我的内心深处，立即产生一种炽热情感：没有党的关怀，没有农民养活，我一天大学都读不起！这个恩，我永远报答不完。我心中憋了一股劲儿，一定要开足马力，发奋学习。大学期间，每天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多，我就从早到晚，包括周日、节假日，背着个书包，在宿舍——食堂——教室或图书馆阅览室，这个“三点一线”往复循环着。老师要求必读的，参考的书目，我都一一读完，做了大量笔记、卡片。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有时弄不懂的地方，我平时都一一列出，待给我们讲课的老师，如付骊元、李致远、厉以宁，肖左基等来我们班作辅导时，我都一个一个问题请教，直到弄懂为止，这使我进步很快。

从年起，我3次参加首都国庆游行仪仗队。我曾去京郊中朝友好公社，北京合金厂劳动，去京郊通县、湖北荆州搞社教。年暑假，在参加了去京郊平谷县走访革命老区活动后，我写了一篇标题为《饮水要思源》的文章，后被刊登在《中国青年报》年8月24日《愉快的暑假》专栏，还得了8元钱稿费。年到年，我曾担任留学生辅导员。当时，我们班有3名外国留学生，我辅导的留学生是非洲乍得同学阿布达拉.我们两人在26斋留学生楼同一寝室。同一床上下铺，长达5年之久；经常一起学习，成为同窗好友。新华社当时发一专稿《首都高校的各国留学生勤奋学习》中，有一段文字专门提到我与阿布达拉的故事。年1月5日，《光明日报》第二版转载了新华社专稿，并配发我与阿布达拉的照片。当时中央广播电视台也做了录音报道。后来在全校留学生辅导员会议上，还让我介绍了经验。

年，我当选班级团支部书记。

大学期间，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一直很重视，不时举行报告会，进行形势教育、政策教育。班级里经常组织专题讨论，如：怎样看待当时的经济困难？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青年学生应当树立什么样的思想？经过讨论，大家都提高了思想认识，同时同学间增进了了解。班级党支部书记宋文同志经常找我们谈话，帮助我们解决思想、学习和生活中一些实际问题。全班充满了要求进步、积极向上的气氛。我们几名留学生辅导员还自发成立了学习毛著小组，自觉结合思想实际、谈学习心得体会。年11月23日，我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我们班40多人，五年间仅发展几名党员，我是其中之一，我非常珍惜我这第二次生命。

年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贴出那张大字报后，校园内有支持的，有反对的，很乱。当夜12时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到北大，在大膳厅对几千名师生讲话。第一句是：“你们惊动了我们，我们来，惊动了你们。”他强调“要内外有别”。原以为事情就平息了，谁知，6月1日早，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这张大字报。

我们当时正在南口机车车辆厂毕业实习，一看，校园内起火了，于6月1日当天回到了学校。一进校门，满校园的人，熙熙攘攘，大字报铺天盖地。于是，我们班同学也跟着写了一些大字报。

但没过多久，我的关节炎犯了，不能走路，医院。当时几名康平一中原同班同学来北大看我，医院同他们见面的。我这个关节炎，是年冬在通县受凉得上的。整个文革10年一直折磨我，时好时坏，直到年去兴城洗温泉后，才逐渐好起来。

我当时不可能出去搞大串联，只在系里参加大批判等活动。年9月，我们开始发工资。年3月，开始分配工作。我与我们班另外4人留校，在系里任助教。受系领导委托，我曾管过一段时间系公章。

不能不提到一件事。年暑假，我回老家三合堡屯。有一天中午在屯的东头，遇到几位邻居，他们下地铲地去。问起北京情况，我说现在已有武斗。有一位我叫五叔的人打断我的话：“原来说是文革，现在怎么变成武革？我是大老粗，不懂政治。但叫我看，文革，它什么革都不是，纯粹是胡闹。全国都乱套了！”今天想起来，这些所谓“大老粗”，他们不是更懂得政治吗？他们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

年9月，根据北京市统一安排，我们去张家口驻军部队（即陆军第65军）锻炼，接受再教育，主要是在部队农场劳动。年8月锻炼结束，共计23个月。这时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这样，北大原留校的多人，最后留下的，多是理科的。经济系属文科，我们班留校的5人，全部要离校。那么去哪里？毛主席当时有个批示，对年至年入学的大学毕业生，即所谓“老五届”，原则上哪儿来回哪儿去。那我当然要回辽宁。

因为“文革”，我们班毕业时连一个全班合影都未照；毕业证书上也没有写校长的名字。除北大钢印外，还有一个北大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公章。

那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当然入学时即已交还学校。但堪能证明我曾是北大学生的学生校徽、学生证、毕业证书和堪能证明我曾是北大助教的员工校徽、教师工作证，我自今都完好地保存着，不时拿出来翻一翻。唉！未明湖畔，情怀如初！

年8月，我带着北大开出的工作调转证来到沈阳。从那时到卸职，我在沈阳工作37年

（一）省邮电系统工作12年

到沈阳后，我即到省电信局（年后合并为省邮电管理局）报到。我在省局先后任后勤处会计、政治部干事、局党组秘书、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年11月任市邮政局党委副书记。

在这期间，我注意研究探索几个新课题，并写成讲义，讲了几次课，收到较好效果，即：给省局机关全体干部讲关于全面质量管理系列课程；为全省基层邮电干部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列课程；省局局长高殿文带我到邮电部的河北干校为全国各地邮电干部讲关于邮件全程全网如何实行经济核算的一点探索。

（二）市总工会工作5年

年初，中共沈阳市委发出1号令，推荐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我所在的市邮政局党委书记刘凌玉把我推荐了上去。没过几天，先是市委组织部两位处长，后来是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黄正勋，常务副部长，李周来到市邮政局考核我。之后不几天，市委第一书记李涛同志在与我谈话中告诉我，市委已决定你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7月，我赴任。9月，省委下发文件，我任沈阳市委常委。

这一段过程就是这么快。这是改革大潮把我推上来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市委工作的气魄。

年厂长负责制试点在沈阳开始。市委成立以市委常委、经济工作部部长刘金增同志为组长的三人领导小组。我是其中成员之一，主要负责推进企业职工民主管理工作。市总工会机关干部白天蹬自行车下工厂，晚上八、九点钟还在碰情况，不久，全国总工会让我在全总于北京召开的一次经验交流大会上做经验介绍。年，全国总工会主席团会议在沈阳召开，沈阳市企业职工民主管理经验受到与会同志好评，罗干等全总领导讲了话。全总领导同志说，这是全国总工会第一次在北京以外的地方召开主席团会议。

这里，要提到一件有“温度”的事。当时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陈素芝同志对各市工会干部非常关心。当她了解到我住房有困难后，便把这一情况讲给时任沈阳市委书记李长春同志。李长春书记有一次亲自来到我们家。看着我们家三口人住的两家一个单元、共用一个厕所、面积只有19.5平方米的住房后，

只风趣地说了一句话,：“真有点委屈了工人运动‘领袖’！”不久，市委就分给了我一处独立单元的住房。

（三）市委机关工作13年

年1月，市委常委、秘书长刘尊田同志因年龄原因到市政协任副主席，我接任市委常委、秘书长。年11月，我任市委副书记兼秘书长。年市委换届后，不再兼任秘书长。我任副书记主要负责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工作。

年，为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市委结合沈阳实际，提出“再开放一些，再放开一些，再抓实一些”的工作思路。在此背景下，年我和副市长任殿喜同志率余人的经贸团赴广西、云南开展经贸洽谈活动。之后，于年、年，我又两次率70余人经贸团分别赴四川、贵州和赴江西、浙江开展经贸洽谈活动。总的看，效果较好。

年至年，沈阳市曝出震惊全国的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腐败案件，即“慕马大案”。对于发生在我身边的这个大案，我没有沾边。当然，它也再次警醒我，必须时刻警钟长鸣。我一直誓言、也有信心，我这一生对腐败要永不沾边。要我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给康平父老乡亲丢脸。

还提到一件事。年，康平从铁岭划归沈阳管辖，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随着这一变化，我回老家的机会比以前多了，与康平县领导，与父老乡亲见面、沟通的机会也比以前多了。这样，我就有可能更及时地向上级或市里领导反映康平的实际情况，求得能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比如，我曾以全国政协委员名义，几次就把卧龙湖建成国家级湿地写出提案，引起全国政协和国家林业局的重视。能直接为老家、为父老乡亲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令我很欣慰。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嫌做的太少。

（四）市政协机关工作7年

年1月，我因年龄原因，到市政协任副主席。年1月，市政协换届，我任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从年起，我们这届政协领导班子进行一些创新。根据当时党中央提出“执政为民”新的执政理念，我们提出了“参政谋发展，履职为人民”这一政协工作新理念。为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我们做了几件有较大影响的事。在“谋发展”方面，我们在省政协和各市支持下，启动了辽宁中部城市群7城市（后扩大为8城市）合作，建立了政协论坛，向省和各市提出了大量建议、意见。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此很重视，批示省各有关部门和各市研究采纳。日本等境外媒体对政协论坛这件事曾做过报道，新华社《参考消息》作了转载。而今，辽宁中部城市群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已变成现实的沈、抚等几个城市共用电话“”区位号，就是当时7城市政协论坛提出的。在“为人民”方面，市政协通过多渠道捐款万元，为市内五城区户低保户家庭，每户送一台彩电。全国政协办公厅专门发电致贺。我们还在全市各区设置了多个委员信箱.市、区委员通过信箱，向有关部门反映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同时也为百姓办了一批实事。仅1号信箱付素静委员就为群众办了近件实事.市政协履职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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