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乍得 >> 乍得美景 >> 黎文涛王磊非洲地缘政治重组与安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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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北非大变局和苏丹分裂对非洲地缘政治的冲击逐渐显现，北非整体“脱离非洲、靠拢中东”趋势增强，非洲传统大国埃及对全非的政治影响力大幅下降，以埃塞俄比亚为首的东非整体性崛起，非洲地缘政治格局出现冷战后前所未有的重大调整。受地缘政治变动影响，非洲安全形势在整体趋稳的同时仍潜藏不少隐忧：一是在政治安全方面，西式民主在非洲遭遇“水土不服”的困境，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仍停留在“形式民主”阶段，并未探索出符合自身国情的民主道路；二是以埃博拉疫情暴发和恐怖主义蔓延为突出表现，非传统安全成为非洲跨越国界的头号地区性威胁，凸显非洲国家治理能力严重不足；三是非洲战略价值被重新发现，随着经济复苏渐趋强劲，美欧开始深度介入非洲安全事务。
一非洲地缘政治进入重组调整期
多年来，非洲地缘政治呈“三足鼎立”之势，北非的利比亚与埃及，西非的尼日利亚和南部非洲的南非是非洲的“三极”，在全非政治、经济、安全和一体化等多方面有着重大影响力。但年北非动乱和南北苏丹分裂，促使非洲地缘政治发生重大改变；利比亚陷入内乱，卡扎菲时代利比亚对全非采取的“金元外交”停止；埃及历经两次政权更迭，国力严重削弱，自顾不暇，年还因军事政变一度被非盟暂停会员国资格。北非国家“脱离非洲，向中东靠拢”趋势愈发显著，对全非事务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降到历史谷底。
北非地区影响力的式微，虽间接提升了尼日利亚和南非在非洲地缘格局上的权重，但两国在此轮地缘政治力量重组中，并未达到人们预期的地位——受制于两国内部的种种问题，二者在非洲权力版图中的地位提升非常有限。尼日利亚目前是非洲安全形势最严峻的国家之一，北方的“博科圣地”在年是非洲恐袭次数和杀害人数最多的暴恐组织。至年1月，“博科圣地”一度占据尼东北部博尔诺州17座城镇，占尼国土面积的5%，且其威胁已外溢至喀麦隆、尼日尔和乍得。在经济上，由于国际油价大跌，美国因“页岩油革命”基本停止从尼进口石油，年尼外汇储备减少21%，加之尼尖锐的部族政治和年大选等因素，尼地区影响力受到严重侵蚀。年尼本是非洲国家中在马里维和的主力，但在法国和其他一些非洲国家的推动下，马里维和部队的尼日利亚籍指挥官被替换。而在年下半年以来打击“博科圣地”的行动中，乍得“反客为主”，风头超过尼日利亚，得到欧美大力扶持。南非作为非洲唯一的“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期”，从年起，“低增长，高失业、高通胀”成为经济常态。年南非经济增长率仅为1.5%，而黑白“二元经济”与劳资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成为南非的痼疾，不断撕裂政治与社会共识，威胁国家的和谐稳定。年南非经济最为倚重的金属业经历了罢工，历经5个月，是南非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罢工。经济的不景气也助长了南非国内民粹主义的抬头，近年来南非不断爆发的“排外事件”严重损害了南非的地区凝聚力和大国形象。
从当前看，东非国家正成为这轮非洲地缘政治格局调整的真正“受益者”，其中又以埃塞俄比亚表现最为抢眼。埃塞派人组成的军队进驻南北苏丹的阿卜耶伊地区维和，成为影响苏丹问题的关键角色。埃塞还积极打击索马里“青年党”，帮助索马里结束无政府状态。在尼罗河水资源争夺中，埃塞借埃及内乱之际，联合地区8国迫使埃及在修建复兴大坝问题上让步，年初复兴大坝输变电项目正式启动。当前，东非在非洲权力版图中呈现“群体性崛起”，除埃塞外，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等国发展态势良好，经济增长多年保持在5%以上，在地区反恐与维和、反外来干涉等问题上紧密联合，～年，以埃塞为代表的东非国家率先抵制国际刑事法庭，多数非洲国家跟进，一定程度上挫败了国际刑事法庭对非洲的司法干涉。此外，东非国家在执政理念上趋同，强调政府对市场、社会的调控和治理，发展模式带有显著的“强政府”特点，在探索适合非洲与本国的发展道路等问题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非洲国家的政治转型面临困境
当前，非洲国家普遍推行西式的多党选举制，民主选举理念已在非洲扎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非洲国家与西式民主理念结合出现的“夹生”现象愈发凸显，非洲国家自身依旧没有探索出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民主形式。
近些年来，“修宪”成为非洲政治的关键词。年10月，布基纳法索总统为连任而修宪，引发国内骚乱，军人借机政变，布基纳法索的反对派和示威者把政变称为“宪法政变”，政变还得到了欧美国家的默许，但这种以“军人干政的方式来捍卫宪法”的行动存在重大隐患。回顾非洲军人干政最频繁的20世纪60～80年代，多数军人政变都打着捍卫宪法、民主或民生的旗号，如果这股“思潮”再度泛起，在非洲本就处在强势地位的军人利益集团会更加尾大不掉，将对非洲稳定发展构成严重挑战。年1月，刚果（金）也围绕修宪问题出现骚乱，50多家华人商铺被洗劫。从当前刚果（金）政局看，小卡比拉作为各派军阀利益集团均能接受的国家首脑，其下台极有可能使得刚果（金）重新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打破之前各派一直保持的“脆弱平衡”状态，“西式民主”和“国家稳定”在刚果（金）成为一个两难抉择。
目前，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仍然停留在“形式民主”阶段，投票选举基本是民主唯一的表现方式，由于政权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融合等领域全方位的滞后性，非洲国家在移植西式民主20多年后，“赢者通吃”“逢选易乱”仍是政治常态。而根据年《华盛顿邮报》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非洲在位总统的连任成功率是全球最高的，达到75%，而在世界其他地区，这个比例是50%，这说明非洲的选举机制本身就存在重大弊端。[1]近些年来，非洲国家政治转型摇摆不定，屡遭挫折，这种西式民主和本土政治的结构性矛盾也出现了固化、长期化的趋势。这种政治转型困境，也是非洲安全问题反复“发作”的深层原因，如索马里在年宣布持续20多年的内战结束，联合国、非盟多年来为索马里维和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虽然当前索马里进行了选举，组建了联邦政府，但各派地方军阀和部族势力对选后的权力分配十分不满，索马里再度发生内战的隐患依然存在，联合国安理会在年2月督促“索要尽快落实政治转型计划，预防可能出现长期的政治危机”[2]。尼日利亚作为当前非洲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第一大国，在后开启民主化进程，之后4次选举都伴随暴乱，全球多家知名智库如欧亚集团、布鲁金斯学会和国际危机组织在近期的报告中，均把尼日利亚年总统大选列为本年度全球最大的安全风险源之一。
相比之下，近年来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埃塞俄比亚等政府强势，甚至带有威权色彩的东非国家反而政局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因上述国家践行的政治理念与欧美民主价值观相冲突，它们与西方的关系有恶化之势。年欧美借乌干达的“反同性恋”法案，责难穆塞维尼政府践踏人权、专制独裁；奥朗德在年于塞内加尔召开的法语国家首脑峰会上，对非洲国家的“修宪”举动大肆抨击，主要针对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卢旺达外长反击，认为法国不应决定非洲国家的政治未来。尽管如此，鉴于非洲国家普遍积贫积弱的状况，其经济发展、安全稳定等要害问题仍然受制于欧美，这些脱离“西方民主轨迹”、自主摸索政治发展道路的国家面临的外部挑战巨大，政治转型随时可能中断。
三非洲安全生态脆弱凸显治理能力不足
年非洲安全形势异常严峻，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特别是埃博拉疫情暴发和恐怖主义蔓延，凸显非洲的安全生态极为脆弱，非洲国家治理能力低下。
（一）埃博拉肆虐显现非洲治理能力短板
埃博拉疫情的暴发和蔓延成为年度最受国际社会瞩目的非洲安全问题。自年以来，埃博拉疫情已暴发30余次，死亡率为25%～90%。[3]但此前疫情影响有限，发病区主要为偏远的丛林地区，年之前累计造成数千人死亡。而此次疫情蔓延之快、波及之广、致死人数之多皆前所未有。年3月以来，除西非重灾三国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之外，疫情还扩展至塞内加尔、尼日利亚、马里、南非，以及非洲之外的西班牙、美国和印度，引发全球恐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至年3月2日，此次疫情已造成至少人死亡，感染及疑似病例达例，病例感染人数超过以往各次感染人数总和。[4]年8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埃博拉疫情宣布为“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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