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国家独立后，积极建设国家，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由于历史遗留的种种原因，由于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由于各种天灾人祸，非洲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是坎坷不平、十分艰难的，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半个世纪来，非洲政体经历许多变化和反复，军事政变、内乱和局部战争不断。迄今已发生过80余次政变、多次未遂政变、40次政治谋杀、46次大小战争（邻国间战争和内战）。

非洲战争、冲突不断

安哥拉内战从年持续至年结束为止，长达27年。西非的塞拉利昂年至年打了十年内战，使这个富饶的国家遍体鳞伤，至今未恢复元气。西非的利比里亚经历了长达14年的内战，25万人死于非命。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都有着丰富的资源，特别是钻石，所以有“钻石魔鬼”之说。其实这不是钻石惹的祸，而是人祸。其中有非洲人自己的问题，也有殖民主义者造的孽。

年的卢旺达发生了内战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4月6日胡图人开始在首都基加利屠杀图西人，之后屠杀很快扩散到全国每个角落。从4月6日到7月初的百余天，共约有万人被屠杀，其中大部分是图西人，还有一些被当作叛徒的胡图人。它还造成万人流离失所，逃到布隆迪、坦桑尼亚、乌干达和扎伊尔（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等邻国，数千人由于霍乱和痢疾死于难民营。屠杀的主要原因是比利时殖民主义者挑动当地的种族矛盾。有一部电影叫“卢旺达大饭店”就是再现卢旺达大屠杀的恐怖和悲惨的场景。年我参观卢旺达大屠杀纪念馆时，看到了无数的骷髅、干尸、碎尸等。

《卢旺达大饭店》剧照

苏丹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原来的面积是万平方公里，约万人。年一分为二，北边的苏丹共和国占.6万平方公里，南苏丹为62万平方公里。由于苏丹南北方在民族、宗教、文化、政治等方面存在差异与矛盾，自年独立以来就爆发了两次内战。第一次内战从年至年，打了17年。第二次从年到3年，持续了20年。内战使国家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多万人丧生，其中10多万人死于饥荒。

有一幅命名为《饥饿的苏丹》的摄影作品，十分让人震撼。年，战乱频繁的苏丹，发生大饥荒，南非自由摄影记者凯文·卡特前往苏丹北部边界拍摄。照片中一名瘦骨嶙峋、裸着身体的小女孩，奄奄一息地在贫瘠苍凉的大地上向食品发放中心艰难地爬行。正当此时，一只秃鹰落在小女孩身后，等待女孩的死亡，好去把她撕碎吃掉。凯文·卡特把作品命名为《饥饿的苏丹》，卡特本人因这一作品荣获了世界级的新闻特写摄影奖。然而，他在得奖两个月后，受不住群众指责和良心苛责，自杀身亡。

《饥饿的苏丹》

除此之外，还有索马里内战。索马里内战是开始于年，20多年来索马里武装冲突不断，恐怖势力活动猖獗。

非洲国家的政体演变

独立初期，非洲的绝大多数国家沿袭其前宗主国的政体，实行多党制，少数实行一党制、君主制。由于多党制和非洲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加上殖民主义者人为制造的矛盾和固有矛盾，使得非洲大陆乱象纷呈，后来大多变成一党制或军政权。七八十年代，许多国家盲目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合国情，已被历史证明是不成功的。

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国家强迫非洲实行西式的多党制，非洲内部的不满情绪和变革思潮也猛烈冲击独裁统治和一党政体。多数国家相继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罢工罢课，“民主化”浪潮来势迅猛。西方乘机将经济援助与推行多党制挂钩，百般诱压。在西方和国内反对派的双重压力下，大多数国家都被迫实行了多党制。仅年当年，就有20个国家改行多党制。几个月内，非洲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政党。西方的多党制不符合非洲国情，它激化了非洲冷战时代被掩盖的部族矛盾、地区矛盾、边界冲突、宗教纷争和社会矛盾，导致非洲政局激烈动荡、冲突频仍、战祸连年、经济凋敝。

年参加卢旺达总统竞选的卡加梅

政党是代表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实现其利益而奋斗的政治组织。政党应该是有信仰、纲领、章程和严格纪律的严密组织，还要有一批精英担当领导和发挥骨干作用。而非洲国家的许多政党在当时都不具备这些条件。非洲在一段时间里是政党林立，且大多数是以部族、宗教、地区甚至家族为基础的。那时的扎伊尔（现在的民主刚果）只有5千万人口，却成立了个党；万人的加蓬也有40多个党；喀麦隆万人，有个党；马里1千万人，72个党。几万人、十几万人的国家都有十几个或几十个党。

结果就是街头政治盛行，执政多受掣肘，政府急功近利，社会动荡不安。一些所谓党的领导人并无兴国安邦之才，却颇善破坏、动乱之术。反对党往往执行“凡是政府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政府反对的，我们就支持”的方针，是绝对的反对派。一些反对党热衷于街头政治，利用大选之机，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他们操纵着70％为文盲的党员，动辄煽动罢工、游行，对抗政府权威。这使得政府无法有效管理国家、发展经济，当然也就没有政绩，引起人民不满。这正是反对派所期待的。等到大选来临，反对派在攻击执政者无能的同时，给老百姓开上一叠空头支票，一般老百姓在困难当中都往往把自己的希望寄托给变化、变革，寄托给将来，寄托给新的人、新的政府。这个正好是反对派所需要的。通过竞选，最后反对党上台了，达到了取而代之的目的。而原执政者沦为反对派后，又如法炮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此循环往复，国家岂能长治久安。

政局混乱时，军事强人往往能够操纵政局

新上台的人往往是打倒皇帝做皇帝。他没有治国的本事，讲话容易，做起来难，指责别人容易，自己去做就不行了。即使有点本事，在台上也受很多制约，没有办法放开手脚去实行国家的治理。特别是一些两三年后才能见到效果的长线项目，他是不去做的，为什么？因为他不确定自己三年后是否还在台上，怕自己当下做的是为别人做嫁衣了。他需要大家看到他的政绩，所以往往就是急功近利，让老百姓看到眼前的利益，表面的政绩。到了执政后期，这样的领导人又抱着给自己捞点好处的心理，认为有权不用过期就作废了。而这也增加了政府腐败的机会。这种所谓的“多党制”，是不成熟的“多党制”，祸国殃民。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要一步一步地来，要符合国情。很多非洲国家经济不发达，老百姓文化水平不高，50%-70%的老百姓都是文盲。你让老百姓去选举，可是他们连选票上候选人的名字都不认识。所以，你观察非洲人的选举会发现，选票上印的不是人的名字，而是一个象征。比如说某个党是以大象为象征的，就画一个大象在选票上，代替这个党候选人的名字。某个党是以蜜蜂为标志，就画只蜜蜂。

事实上，非洲的老百姓平时都不出远门，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谁来执政，他们只认识自己的酋长。这种情况下，如果“民主”就是让他们通过投票直选总统，岂不滑稽！我跟西方的朋友辩论时说，西方国家的民主经过多年的历史，中间还经过了几次战争，到现在为止也不能说西方民主就很完善。一下子让非洲跨越很长的历史阶段来搞西方式的民主，难道不是很可笑的吗？

热闹的加纳选举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非洲国家开始总结经验教训，结合本国实际，将多党制本土化、非洲化。多数国家不是简单照搬西方民主，而是立足本国实际和传统，循序渐进推进改革。有不少国家是一党主政、多党参政，或多党联合执政。许多国家执政党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和良政，利用执政优势，连续赢得大选，得以长期掌控国家政权。一些国家积极尝试多党合作或民族团结联合政府，同时进行经济改革。当前，带有浓厚非洲特色的多党政治体制已经基本确立。目前，非洲54国(包括黑非46国)中除斯威士兰（君主制）和厄立特里亚（一党制）外均实行了多党制。

我认为，不管在形式上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其实非洲目前更需要的是强党政治和强人政治。当然这其中要有民主监督，强人政治时间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长。

本世纪以来，许多国家在政权更迭时，政局基本平稳，实现了平稳过渡。自5年以来，每年都有七八个或十多个国家举行总统或议会大选，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总体来看，大多数未出大乱。过去“逢选必乱”的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政局相对稳定。多数非洲国家政局总体保持稳定。政治局势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没有稳定就谈不上发展。

当地时间年2月8日，索马里摩加迪沙，一名索马里议员参加投票。

年，乌干达、刚果（布）、乍得、赞比亚、加蓬、加纳等17个国家举行总统或议会选举，绝大多数国家选举过程总体平稳、顺利，其中绝大多数国家执政党胜选。其中尼日尔、乌干达、刚果（布）、佛得角、吉布提、乍得、赤道几内亚、赞比亚、加蓬等国总统成功连任，乌干达、刚果（布）等国长期在位的总统谋求“第三任期”获得民众广泛支持，赞比亚等国左倾或泛非主义色彩浓厚的领导人成功连任。以上表明，非洲“逢选易乱”现象持续得到改善，大选和政权更迭对政局稳定造成的影响进一步降低。非洲国家和人民对西方多党制模式对非洲的不适应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们期待长期执政的强人，期待强党能保障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街头暴力、违宪夺权等极端手段愈发不得人心。年索马里等5国举行总统和议会大选，冈比亚等4国举行议会选举，不过并未出现域外各界担忧的大乱，争执纷起的数国局势大多有惊无险，在磨合中前进。

但恐怖主义势力仍然活跃，刚果（金）东部内乱未了；索马里青年党、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等恐怖组织活动始终猖獗；几内亚湾海盗活动日益频繁等构成加非洲安全形势仍然严峻的另外一面，当然这并非主流。

影响非洲政局中的内外因素

非洲内部的许多政治分歧和斗争多数由于民族、部族、地区、边界、宗教、权力、利益、资源引发，其中也不乏欧洲因素。西方大国的干涉是非洲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从历史上看，殖民主义者虽然被赶走了，但留下的祸根仍没有被消除。在非洲地图上，非洲国家的边界线50%以上要么是直线，要么是经纬度，这是当年殖民者在地图上用尺子划出来的。殖民者要么将同一个民族划分到三四个国家中，要么将长期对立的民族划入到同一个国家中。殖民主义者种下分裂的种子，埋下部族和地区矛盾的祸根。至今，非洲国家的民族融合难度仍然非常大。为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西方还不断地直接（驻军、派兵）或间接干预（通过代理人战争）非洲事务，干涉非洲国家的内政。

等待救济的刚果难民

法语非洲国家的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来自两方面的因素：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因是主要因素，是决定性的因素，外部干预往往是以内部问题为导火索或借口。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国的动乱和变化就是明例。至于内部原因，有部族矛盾、地区矛盾、宗教矛盾等，但我认为最根本的矛盾还是贫穷和不公。过去有人说，不怕贫穷，就怕不公。我看现在应该是一怕贫穷，二怕不公。非洲有一句谚语，“饥肠辘辘者往往听觉不灵”。在相对封闭的社会里，老百姓对贫穷的忍受程度可能大一些，但在全球化和信息高度发达的当下，相互比较会造成严重的心理不平衡。互联网会成为点燃干柴的火种，会火上浇油。不公，有财富分配不公和权力分配不公两种。非洲国家长期“逢选必乱”“逢选易乱”的根子就在于此，宗教矛盾和部族矛盾能够死灰复燃或激化的根源也在于此。所以，发展还是“硬道理”。

（本文系程涛大使在“大使来了”第二期活动上的第三部分发言。原文有删减，经作者审阅刊发。未完待续，敬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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