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华文明是一种泛无神论的文明，包括了（儒教、道教、佛教），与基督教文明或伊斯兰文明相比，编者认为至少是更为久远，更加的厚重，也许是更加高级的文明。文章的第一部分，亨廷顿只是单纯地阐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却无力给出一个解决之道，但本文第二部分的末尾却给出了一个“答案”，也许我们中华文明会成为这一冲突的终结者。

I

世界政治正步入一个新的阶段，知识分子们毫不迟疑地设想出它将是什么样子——历史的终结，民族国家间传统竞争的回溯，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冲突的影响力导致民族国家的衰落，等等。然而，他们都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然而却是根本性的方面，这方面也正是未来岁月中全球政治将要呈观的状态。

在我的假设中，新世界冲突的根源主要的将不是意识形态上或经济上的，人类的巨大分化以及冲突的支配性根源将是文化上的。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虽依然是强有力的行为主体，但主要的全球性政治冲突将产生于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文明间的虚线将成为未来战争的界限。

文明冲突是现代世界冲突演化中的最新阶段，随着肇始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现代国际体系的出现，此后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中，西方世界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君主之间，那些试图扩展自己的官僚机构、军队、商业力量，尤其是统治领土的皇帝、绝对君主和立宪君主之间。在此过程中，他们创造了民族国家。

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君主间冲突让位于国家冲突。年，R.R.帕尔默指出:王朝战争结束了，民族战争已经开始。这种19世纪模式一直待续到一战结束。随后，由于俄国革命和反对它的结果，意识形态冲突替代了国家冲突，先在共产主义国家、法西斯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之初，继而转化为共产主义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之间。

这些君主间、国家间以及意识形态间的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内的冲突。威廉·林德称之为西方内战。冷战，与世界大战，及早期17、18、19世纪的战争同出一辙。由于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走出它的西方阶段，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非西方文明内部的互动，成为它的核心内涵。就政治文化而言，非西方文明的民族和政府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对象而成为历史的客体，相反，他们以历史的推动者和设计者的身份加入西方国家的行列。

冷战时期，世界被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这些划分已不再切题。现在，根据文化和文明，而不是政治、经济体制或经济发展水平给国家分类，意义更为深远。

当谈论文明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什么呢?一种文明就是一种文化存在。村落，地区，种族组织，国籍，宗教组织，都在不同层次的文化异质性上有不同的文化。

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集合和最广泛层次上的文化特性，人类以此同其他种类相区分。文明是通过共同的客观因素，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制度和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来做界定。

人们有不同层次的认同:一个罗马居民可能在不同程度把自己界定为一个罗马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天主教徒，一个基督徒，一个欧洲人，一个西方人。他所隶属的文明是最高层次上的认同，他强烈地认同于这种文明。人们能够而且的确能够再界定他们的特性，由此，文明的内容和边界发生了变化。

一种文明可能包含相当数量的人(中国文明)或涵盖少数的人(盎格鲁·加勒比文明)。一种文明可能包括几个民族国家，也可能只包含一个国家，如日本文明。显而易见，各种文明相互融合，彼此交错，而且可能包含亚文明。

西方文明形成欧洲文明和北美文明两大变种，伊斯兰文明包括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马来人的亚文明。文明无疑是有意义的存在，尽管他们之间的界限不甚明确，但却是真实的。文明是动态的兴衰交替，分化组合。因而正如历史系学生所熟知的，多种文明已经消失，被埋葬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虽然西方人惯于把民族国家看作是全球事务的主要行为主体，但这不过是几个世纪的事。人类历史的听到之处，便是文明史的所到之处。在《历史研究》中，阿诺德·汤因比认定了21种文明，但只有其中的6种延续至今。

文明特性在将来会日益重要，新世界将在更大的范围上形成于7种或8种主要文明的互动。这几种文明是: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一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某种程度的非洲文明。沿着这些文明间彼此区分的虚线，将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

首先，文明间的差异不仅存在，而且是根本的。各种文明因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更为重要的宗教的不同而迥然相异。不同文明的人们，不但对神与人，个人与集体，国民与国家，父母与孩子，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看法颇异，而且对权利与义务、自由与权威、平等与等级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也持不同的观点。

这些差异是历史的产物，不会很快消失。它们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更为根本。差异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冲突也并不必然标志着暴力。然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甲，文明的差异却引发了十分漫长而残酷的冲突。

其次，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同文明的民族间的互动在增加；不断增加的互动强化了文明意识和文明之间以及文明之内人民之间差异的觉醒。北非移民在法国遭到法国人歧视的同时，却得到了善良的欧洲天主教廷的大量收容。相对于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的投资来说，美国人对日本的投资更为厌恶。不同文明的人们间的互动激起人们的文明意识，这反过来又鼓舞了差异和敌视的延伸或退回到历史深处的思想。

第三，全世界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进化进程正通过存在已久的地方特性把人们区分开来。这种进程把民族国家弱化为一种特性根源。在世界的绝大部分地方，宗教采取被称为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形式渗透进来填平这道鸿沟。这种运动，存在于西方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以及伊斯兰教中。大部分国家和宗教中，积极奔波于原教旨主义运动的那些人，是那些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技术人员、固定职业者和商人。

乔治·韦格尔评论道，世界的非世俗化，是20世纪晚期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生活现实之一。宗教竞争、上帝的复仇，正如吉利斯所说，为超越国界的特性和契约提供了一个基础，从而把文明统一起来。

第四，西方的双重作用促进了文明意识的增强。一方面，西方居于权力的顶端。同时，或许正因如此，非西方文明的寻根见象正在产生。人们不断地听到各种议论，包括日本的内化倾向和亚洲化，印度尼赫鲁遗产的终结和印度化，中东西方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失败和再伊斯兰化“，鲍里斯·叶利钦的国家中西化和俄罗斯化的争论。居于权力顶瑞的西方与非看方国家迎面相撞，而非西方国家却带着不断增长的愿望、意志和资源来采取非西方的方式塑造这个世界。

过去，非西方国家的精英，通常是那些与西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他们曾在牛津接受教育，吸取了西方的态度和价值。同时，非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身上，深刻地积淀着本土文化。观在，这些关系却正发生变化。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在一批非西化和本土化的精英不断涌现的同时，西方的，通常是美国的文化、风格和习俗却在公众中流传开来。

第五，文化特质和差异是稳定的，与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性与差异相比较，更不易折衷和转化。在前苏联，共产主义者能变成民主主义者，富者能变成穷者，穷者会变成富者，但俄国人不会变成爱沙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不能变成亚美尼亚人。在阶级与意识形态斗争中，关键问题是，“你站在哪边?”人们能够也的确能够选择和改变阵线。在文明的冲突中，关键问题是“你是什么?”这是一条无法改变的前提。

正如我们所知，从波斯尼亚，到高加索，到苏丹，对这个问题的错误回答意味着大祸临头。甚至与确实存在于人们中间的种族、宗教歧视相比，文化特质和差异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人可能半是法国人，半是阿拉伯人，甚至同时是法国人和阿拉伯人。但如果他半是天主教徒，半是穆斯林，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

最后，经济区域主义正在在增长。从年到年间，欧洲区内贸易占其贸易总量的比例从51%上升到59%，东亚从33%上升到37%，北美从32%上升到36%。区域经济集团的重要性还会增强。

一方面，成功的区域经济主义会强化文明意识，另一方面，经济区域主义可能只有扎根于共同的文化背景才会成功。欧共体依赖于欧洲文化和西方基督教这两个共同基石，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得益于墨西哥人、加拿大和美国人背后的文化共性。相反，日本在创造一个可比拟的经济实体上却步履维艰，因为日本属于一种特殊社会和文明。无论日本同其他东亚国家间形成多么强大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它同这些国家的文化差异终会抑制或使其促成象欧洲和北美一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努力归于失败。

相反，同质文化无疑促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香港、台湾、新加坡和亚洲其他国家海外华人社团之间经济联系的增长。随着冷战的结束，文化共性逐渐克服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中国大陆同台湾走得更近了。如果文化的共同性是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先决条件，未来亚洲的主要经济集团很可能以中国为中心。

这个集团，实际上已经存在了。默里·韦登鲍姆认为:尽管日本在这个地区居于支配地位，亚洲以中国人为基础的经济正快速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这个战略性地区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技术和生产能力(台湾)，卓越的富有实业家才智的营捎和服务才智(香港)，高效的通讯系统(新加坡)，巨大的金融资本(三地皆备)，还有大量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中国大陆)……从广州到新加坡，从吉隆坡到马尼拉，这个强有力的网络（通常以传统家族的扩展为基础）已被描绘成为东亚经济的脊粱。

经济合作组织也是以文化和宗教为基础，它把十个阿拉拍穆斯林国家聚合在一起: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这个组织最早由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在年建立，其能够复苏和扩大的原动力在于，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意识到他们没有机会进入欧共体。同样地，加勒比共同体和中美洲共同市场也依赖于共同的文化基础。然而，建立更为广泛的加勒比一中美洲经济体以沟通盎格鲁人和拉丁人的努力，却注定了失败。

因为人们用种族和宗教界定自己的特性，所以他们很可能看到我们与具有不同的种族和宗教的他们之间的对立。在东欧和前苏联由意识形态界定的国家的终结，使传统的种族特性和敌视走上前台。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导致从人权到移民，从贸易与商业到环境的政策事务上的分歧。

尤为重要的是，西方试图促进其自由民主价值则的全球化，维持其军事优势，加强其经济利益，这引起了其他文明的对立反应。既然以意识形态为指针获取支持、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减小，那么政府和集团只好转向共同的宗教和文明以获取支持。

因而，文明在两个层次上产生冲突。在低层次上，沿文明可虚线相邻而居的集团，经常在对领土和对方的控制上激烈斗争。在高层次上，不同文明的国家，为相对军事和经济实力而竞争，为控制国际组织和第三方而争夺，竞相兜售各自的政治、宗教价值观。

文明间的虚线正替代冷战时期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野，成为危机和流血的闪光点。当铁幕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将欧洲一分为二时，冷战开始了。随着铁幕的瓦解，冷战终结了。因为欧洲意识形态的分野已经结束，文化的分野，一方是西方基督教徒，另一方是东正教徒，又重新出现。

在欧洲，威廉·华莱士认为最明显的分界线很可能是年时西方基督教的最东边界。这条线沿芬兰与俄罗斯，巴尔干与俄罗斯的边界，切穿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将西部天主教乌克兰和东部东正教乌克兰一刀切开，蜿蜒向西将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的其余部分截然相割，然后经过前南斯拉夫，恰恰吻合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同前南斯拉夫其余部分的分界线。

这条线以北，以西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拥有共同的历史体验--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一般来说，他们在经济上优于东部。

现在他们期待与欧洲共同体的更深融合和民主政治体系的统一。这条线以东，以南，是东正教徒和穆斯林，在历史上，他们属于奥斯曼和哈里发帝国，与欧洲其他地方的历史事件仅稍有联系，总体上说，他们经济欠发达，看起来不可能形成稳固的民主政治体系。文化上的天鹅绒之幕已取代意识形态上的铁幕，成为欧洲十分明显的分界线。正如前南斯拉夫事件表明的，这条线不仅仅是一条差异之线，而且是一条流血冲突之线。

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沿虚线发生的冲突已持续了年。伊斯兰教创立以后，阿拉伯人和摩尔人猛烈地向西、向北进军，直到年才结束。从11至13世纪，十字军试图在圣地上建立基督教和基督教徒的统治，并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从14至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打破平衡，把他们的统治扩展到中东和巴尔干，占据了君士坦丁堡，两次围攻维也纳。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衰败以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人又在北非大部和中东重建了西方的统治。

二战以后，西方又开始撤退，殖民帝国消失。首先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继则是原教旨主义，凸现出来，西方越来越严重地依赖波斯湾国家的石油，盛产石油的穆斯林国家，只要它希望如此，就能成为金元大国，甚至武器大国。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几动干戈(西方导致的)。50年代人部分时间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打了一场残酷无情的血腥战争，年，英法联军侵人埃及，年，美国军队进入黎巴嫩，以后，美国军队为玫击利比亚，再返黎巴嫩，并同伊朗发生了几场武装冲突。阿拉伯和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使用微型炸弹，炸毁西方的飞机和设施，扣押西方人质。

年，当美国向波斯湾派出大量军队保卫一些阿拉伯国家抵御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进攻时，阿拉伯人和西方之间的战争达到了高潮。作为海湾战争的结果，北约把其计划直接转向潜在威胁和其南部边界的动荡不安。

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军事互动不可能平息下来，而且会愈演愈烈。海湾战争中，萨达姆攻击以色列并勇敢对抗西方，这使一些阿拉伯人引以自豪。另外，西方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无法实见自己的目标，使许多阿拉伯人感到耻辱和怨恨。

包括石油输出国在内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在这收国家中，专制政体已经过时，民主化力量越来越强。阿拉伯政体也有所开放。伊斯兰运动是开放的七要获益者。简而言之，在阿拉伯世界，西方民主加强了反对西方的政治实力。这或许是一种过渡现象，但它的确使西方同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复杂化。

人口统计也使这些关系复杂化。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北非，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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