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一月九日是静农师逝世二周年祭。匆匆二年过去了，而昔日谈笑教诲，仿佛尚在目前。现在他和师母双双安息于背山面海的白墓中。今年的祭日，由益坚学兄撰写的碑文，已由孔达生先生书成楷体字，铭刻于墨色大理石、安置在墓上。台先生应可以含笑九泉了。

作者与台静农先生

师母过世时，豫伦与我正在英国访问旅行。旅次中辗转得悉噩耗，不胜惊愕。返台后，一日黄昏，去温州街的台大宿舍拜访。向师母的遗像行过礼后，依往常那样，在书桌对面的旧藤椅中坐下。台先生坐在他自己的位置上，面庞略显憔悴，但神色倒还镇定。一时间，也不知说什么吊唁的话才好，只是静静听他叙说师母临终的情况。他又摸索着，从面前的抽屉里取出一张诗稿给我看。那诗题是《伤逝》七言绝句：“韦家阿姊方家嫂，晚岁萦怀绝可怜。今已同归原下土，可曾相遇话当年。”并为我讲解师母与昔时情同姊妹的妇女友谊种种。声调是淡淡的，却令我凄楚感动不已。最后，又说：“思蔚和思敏兄妹还真是懂事。那天公祭，他俩一同来参加奠祭。是的，真令人感动！”他说的是我的儿女。他们当时都仅有十余岁，平日与台公公、台奶奶都十分亲近的。因为豫伦与我未能赶回来，所以兄妹二人代替我们去参加了公祭。听到台先生说及此，我一时忍不住眼泪就流下来了。

师母走后，台先生必定是十分落寞的，但他有益公、惠敏，以及三个孙儿陪伴，多少可以安慰晚年，尤其是小孙儿么么还很小，没事总在书房调皮捣蛋。台先生和他斗斗嘴，下下棋让几个子儿，表面上不胜烦扰的模样，其实大概也相当宽慰解闷儿的吧。有时赶巧我去拜访，台先生就会装出爷爷的威严道：“走开、走开，去那边玩。爷爷要跟林姑姑讲话。”小家伙噘起嘴说：“走就走嘛，有什么了不起！”径自走开，手上还摇晃着他爷爷题署篆体“楚留香”三个字的小纸折扇。“咳，没大没小的。真没有办法！”台先生说的时候，分明疼爱多于责备。不由得令我想到陶潜《责子诗》的语气。

台先生的书房里，经常还是有许多学生及慕名而拜访的人。多年来，我总是不定时地去拜访，有时与同侪相偕而往，有时则独自一人去。若是午后，他常会斟些酒给我，自己手中也有一杯;中午以前，则通常是亲自到饭厅去倒一杯熱茶，而无论上午或下午，香烟总是有的。那张大型的阅读兼书写的木桌上，终年放置着烟盒、打火机及一只仿毛公鼎的烟灰缸。抽着烟，啜饮着茶闲谈，忽然他会插一句：“喝酒是有意思。烟这东西可真讨厌！”起初，并不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直到一天他说了：“唉，这烟灰缸太小，一下子就满了。从前你师母在时，总是由她清理的。”依旧语气淡淡，可我明白台先生是在怀念师母。他们家有一位年轻能干的媳妇打理大小家务，而师母晚年背脊弯驼，虽不便操劳，却总是缓缓移步，给台先生清理那只毛公鼎形制的烟灰缸，这变成了师母的一种习惯性运动。她老人家过世后，台先生自己清理，难免会睹物思人的。

其实，台先生除了必要的应酬外，并不爱多出外游动，一者年纪渐大，毕竟不如往昔的健步如飞;再者，台北的交通情况愈形恶化，便也视出门为畏途。居家在书房，乃成为他生活的重心了。自从退休以后，台先生更勤于书艺，而且也颇有意要写一些回忆的文章。他告诉我：“许多人劝我写回忆录。我就是不喜欢。我这人疏懒得很，也没什么可记述的。倒是老朋友的故事，有些很值得写下来。”有时候，一两天没有人登门拜访，他提笔撰成文章，晚饭以后会带着微醺的语调打“你近两天有空，到我这里来。有一篇文章给你看看。”我就知道，台先生一定有什么自己得意的作品写好了。

一次，他给我看一篇记述抗战初时自己如何冒险自北平赴南京探视胡适之先生的文稿。那篇文章有台先生一贯澹涩的味道，却又充分流露当时知识分子的关爱与忧患，没有真感情与亲阅历是万万写不出来的。我当着师长作者的面前读完，反而不好意思赞美。台先生也许看出我的心态，便自己先讲：“这题目想的还不错。”那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始经丧乱》。文章和题目都非常好。后来收入了洪范书店的《龙坡杂文》内。

又有一次，是他书成一幅巨制倪体鲍明远飞白书艺，气势万千，雄浑秀逸，他自己也十分满意，要我尽快去欣赏，因为那是为香港某人书写的，不能久留存。记得一日午后下课，我与方瑜、邵红三人连袂登访。台先生高兴地为我们展示那幅字。由于纸张颇长，只得将书房与卧房的纸门拉开，在那日式的房屋，字的上半部在卧房榻榻米上，下半部在书房的地板上。我从未见过这么美的字，一时感动得不能言语！方瑜和邵红也都连连赞赏。台先生更高兴了。他说：“难得的是，写字的两个钟头内，没人按门铃，也没人打电话来。这就一气呵成了！”我虽不懂书艺，也隐约感受其间一气呵成之气势。

“这幅字要卖与香港的人吗？太可惜啦！”我们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办法，收了人家的钱了。”“这张不能卖，您自己留下来。再另外写一张好了。”我们纷纷建议，并且找出尺来量：长三百七十四公分，宽七十四公分。上书四言二十八句，共百十二字。这幅字，后来收入华正书局出版的《静农书艺集》内，虽已较原样缩小许多，依旧不掩其雄逸之势;至于其原件，则已捐赠与台北故宫博物院了。至今，我仍觉得那一个黄昏我近乎无理的坚持是对的。

师母走后，我们这些老学生有时去坐坐闹闹，或许也是一种宽慰。有时，台先生还请惠敏做些精美可口的菜，又备妥美酒，在家中招待我们，临走更赠予每人一两张字画，说那是“试新笔的”，或是“别人送的纸，练练字的”。实在令大家受宠若惊。老师的慷慨大方，有时令我们觉得局促不安反而不自然了。据我所知，许多学生辈手中所保存的墨宝，往往是在如此自自然然的情况下乍得，而非刻意向老师求取的。

如此硬朗豪爽的台先生，竟也会病倒，真是出乎我们意外。犹记得最后一次与台先生燕谈，是在张亨、彭毅伉俪府中，因有海外老同学返台，遂有那一次小聚。那时台先生已自温州街十八巷六号搬至二十五号，与张府仅一巷之隔。豫伦与我先去接台先生，再步行至另一条巷弄。暮色之中，一时弄不清门牌号码，便像小学生叫朋友一般，在灯光渐起的弄堂里大声喊叫：“张亨！”“彭毅！”三两声之后，我听见台先生也直起嗓门喊“张亨”，那声音相当洪亮且还带点皖北的腔调。那一夜，吃酒聊天极尽兴。当时台先生的身体已有些不适，却也流连不忍离去，经家人再三打电话催促，才依依不舍地先走。据说，隔天尚兴致浓郁地打听：“他们大家聊到什么时候才散的？”

可悲的，那一夜竟成为台先生与我们最后一次的饮宴欢聚。相隔不数日，他的健康状态渐呈不良，精神开始衰惫，缠绵病榻，医院，所罹患的是食道癌，而台先生自己是明白的。他先已戒了烟，犹自我调侃：“总算摆脱掉那讨厌的东西，也用不着倒烟灰缸了。”后来，酒也不得不戒止。

病情医院时，有一夜我去探病。台先生的三位子女纯懿、益坚、纯行都从远方赶回来侍病，大家正在饭厅内饮酒。是他们的父亲要他们那样子做的。台先生见我，也叫我过去：“去吧。你难得跟他们喝喝酒。”喝了几口酒后，我又回去看斜卧在床上的老师。他笑笑说：“自己不喝，隔墙听听人家喝酒讲话，也挺有意思。酒好，香气果然远闻。很好。”台先生说的可能是真心感受，但我当时听此，几乎有支持不住的酸楚。饭厅和起居室的灯光，从日式房屋隔间上方镂雕隙缝流泻下来，在台先生盖着的微暗的衾被上投射有花纹的光影。

两年过去了。奇怪的是，我至今清楚记得那一道一道照射在衾被上有花纹的光影，以及当时仿佛麻木地看着那些光影的自己的心情。

一九九二.十一.

龙坡杂文·伤逝

台静农（中国台湾）

今年四月二日是大千居士逝世三周年祭，虽然三年了，而昔日燕谈，依稀还在目前。医院的前几天的下午，我去摩耶精舍，门者告诉我他在楼上，我就直接上了楼，他看见我，非常高兴，放下笔来，我即刻阻止他说：“不要起身，我看你作画。”随着我就在画案前坐下。

案上有十来幅都只画了一半，等待“加工”，眼前是一小幅石榴，枝叶果实，或点或染，竟费了一小时的时间才完成。第二张画什么呢？有一幅未完成的梅花，我说就是这一幅罢，我看你如何下笔，也好学呢。他笑了笑说“你的梅花好啊。”其实我学写梅，是早年的事，不过以此消磨时光而已，近年来已不再有兴趣了。但每当他的生日，不论好坏，总画一小幅送他，这不是不自量，而是借此表达一点心意，他也欣然。最后的一次生日，画了一幅繁枝，求简不得，只有多打圈圈了。他说：“这是冬心啊。”他总是这样鼓励我。

话又说回来了，这天整个下午没有其他客人，他将那幅梅花完成后也就停下来了。相对谈天，直到下楼晚飯。平常吃饭，是不招待酒的，今天意外，不但要八嫂拿白兰地给我喝，并且还要八嫂调制的果子酒，他也要喝，他甚赞美那果子酒好吃，于是我同他对饮了一杯。当时显得十分高兴，作画的疲劳也没有了，不觉地话也多起来了。

回家的路上我在想，他毕竟老了，看他作画的情形，便令人伤感。犹忆一九四八年大概在春夏之交，我陪他去北沟故宫博物院，博物院的同人对这位大师来临，皆大欢喜，庄慕陵兄更加高兴与忙碌。而大干看画的神速，也使我吃惊，每一幅作品刚一解开，随即卷起，只一过目而已，事后我问他何以如此之快，他说这些名迹，原是熟悉的，这次来看，如同访问老友一样。当然也有在我心目中某一幅某些地方有些模糊了，再来证实一下。

晚饭后，他对故宫朋友说，每人送一幅画。当场挥洒，不到子夜，一气画了近二十幅，虽皆是小幅，而不暇构思，着墨成趣，且边运笔边说话，时又杂以诙谐，当时的豪情，已非今日所能想象。所幸他兴致好并不颓唐，今晚看我吃酒，他也要吃酒，犹是少年人的心情，没想到这样不同寻常的兴致，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晚餐。数日后，医院，仅能在加护病房见了一面，虽然一息尚存，相对已成隔世，生命便是这样的无情。

摩耶精舍与庄慕陵兄的洞天山堂，相距不过一华里，若没有小山坡及树木遮掩，两家的屋顶都可以互相看见的。慕陵初闻大千要卜居于外双溪，异常高兴，多年好友，难得结邻，如陶公与素心友“乐与数晨夕”，也是晚年快事。大千住进了摩耶精舍，慕陵送给大千一尊大石，不是案头清供，而是放在庭园里的，好像是“反经石”之类，重有两百来斤呢。

可悲的，他们两人相聚时间并不多，因为慕陵精神开始衰惫，终至一病不起。他们最后的相晤，医院里，医院的，慕陵却一去不返了。

我去外双溪时，若是先到慕陵家，那一定在摩耶精舍晚饭。若是由摩耶精舍到洞天山堂，慕陵一定要我留下同他吃酒。其实酒甚不利他的病体，而且他也不能饮了，可是饭桌前还得放一杯掺了白开水的酒，他这杯淡酒，也不是为了我，却因结习难除，表示一点酒人的倔强，听他家人说，日常吃饭就是这样的。

后来病情加重，已不能起床，我到楼上卧房看他时，他还要若侠夫人下楼拿杯酒来，有时若侠夫人不在，他要我下楼自己找酒。我们平常都没有饭前酒的习惯，而慕陵要这样的，或许以为他既没有精神谈话，让我一人枯坐着，不如喝杯酒。当我一杯在手，对着卧榻上的老友，分明死生之间，却也没生命奄忽之感。或者人当无可奈何之时，感情会一时麻木的。

（录自洪范书店台静农著《龙坡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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